出《走向世界叢書》
《走向世界叢書》是我從牢裏平反出來到出版社後編的第一套書。一九七零年把我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坐了九年牢。
一九七零年，“文革”中搞“一打三反”，有人檢舉揭發我這個右派分子家裏常常高朋滿座，說我當眾大講，不該說什麼“天下大亂，越亂越好”；不該把《史記》《紅樓夢》的線裝本燒掉，“燒了以後難得印”。這類的話我也確實講過。最要命的是，有一些中國國民尤其是中國讀書人的品質是很差的。以後如果再來一次“運動”，幹這種檢舉揭發勾當的人仍然還會有，永遠不會缺乏。
一九七九年，終於平反出獄了。平反以後，本應該回報社的，但我不願意回去。到出版社來，是比我先“改正”的朱正推薦的。朱正早就出過自己的著作，名氣比我大。我本就想編書，不願意編報，編報紙副刊也覺得沒有多少意思。
到了出版社，先是建議編《曾國藩大全集》，緊接著就動手來編我自己心目中的《走向世界叢書》，把最早走出封閉的古老中國的大門，最早走向現代外部世界的人們的記述整理好，印出來。
這個想法我早就有，早覺得這些書應該流傳。當然，在坐牢的時候，並不會想到自己來編書，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怎樣才能“變”，變成一個現代國家。中國從清朝起，麵臨的大問題就是怎樣實現現代化。為什麼要現代化呢？因為中國還是一個現代化前的國家，是一個封閉的國家，它不跟外部世界正常地、自由地交流接觸，它脫離了全球文明進步的正軌。地球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在中世紀前都是這種情況，那時候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互相隔絕的。在航海大發現和產業革命以前，歐洲也是封閉的。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地區，西北歐是日耳曼蠻族，古羅馬是希臘的範圍，阿拉伯又是另外一個世界，東亞屬於漢文化圈，美洲則是印第安人，各種文明都是不相往來的。後來經過文藝複興，經過航海大發現和產業革命，西方就開始走向世界了。“天朝帝國”卻以為自己“獨居天下之中，四裔皆夷狄”，自己的“精神文明”最優越……
三十多年前，要出曾國藩的書，要出《走向世界叢書》，都有阻力，有壓力。我深深感覺到，在中國做任何事情都會有壓力，如果要堅持自己的理念。
《走向世界從書》，為什麼要取這樣一個書名呢？因為我不想它看起來像古籍。不是說嶽麓書社隻是一家“專業分工的古籍出版社”嗎？我就是要打破這個框框。它們本來就不是古籍，寫的是火輪船、德律風（電話）、巴力門（國會）之類現代事物嘛。我也是世界上的一個人，牢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和社會隔絕，思想更是牢門關不住的。在坐牢的時候，我就長時間思考過中國為何會如此，中國為什麼會走到現在這一步，以至於把我們這些從不犯法更不造反的讀書人都關到牢裏了。我們不過看了幾本書，關心些曆史和世界上的事，有一點對文化對社會的想法，怎麼就成“反革命”了。這是隻有在做幾句詩就會被砍頭的文字獄時代才會發生的事情嘛！哪怕是實行了清宣統三年的“欽定憲法大綱”，實行了沈家本等人主持修訂的《大清刑律》，這樣的事情也就絕不可能發生了。由此可見，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與世界同步，如何走向現代世界，如何使中國成為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如何實現現代化。
清朝也好，慈禧太後也好，都是抗拒現代化的，他們認為統治者的麻煩是現代化帶來的。中國傳統社會本是個超穩定的係統，它內在要求變革的動力是很弱的。中國文化本質上也是內向的、自滿的，我們自己的什麼都是很好的，我們不需要外麵什麼東西，隻能“用夏變夷”，用偉大的華夏文明去改變那些外麵的野蠻和落後，而絕不能“用夷變夏”。我們的東西都盡善盡美，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心態。
當然，中國的文化確實有它的優越性，我並不蔑視傳統文化。中國人作為一個古老的民族，他的文化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但凝聚力也就是保守力，保守得住。正因為如此，中國要走向世界非常艱難。
中國對西方的了解，比起西方對中國的了解，起步要晚一千年。中國人真正走出去看世界，是鴉片戰爭幾十年後的事。西方中古有四大東方遊記，後來利瑪竇他們還帶來了大量的書，帶來了西方的文化，當然那時候他們不叫文化叫宗教。中國走向世界的艱難，從《走向世界叢書》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像郭嵩燾那樣的人是鳳毛麟角，像劉錫鴻那樣的人是罵外國人的，有些人承認外國有些技巧上的東西，但“禮教”即文化上是不行的。這些看起來很可笑，但將這些記錄下來，在文化思想史上就很有價值。
《走向世界叢書》在頭一年裏出了十二種，一個月一種。之所以要集中地出版，是因為如果分散地、一本一本地出，不容易給讀者留下深的印象。原書都是用的文言文，不一定什麼人都能看懂，所以還得在每種書前麵得寫很長的導言（敘論），介紹這個人的基本情況，和他到外國去的背景，還有他記載的最有意義的事物。透過這些記載，看出他的心態和他的見識。後來我自己出了兩本書，一本叫《走向世界》，我加了個副標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曆史”，另外一本叫《從東方到西方》。前一本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後一本就是叢書幾十篇敘論（導言）的合集。
《走向世界叢書》出版後，社會影響很大，但我自己隻感覺做得比較累。但因為做的是自己心裏想做的事情，雖累也不覺得特別苦。隻說寫敘論，長的一篇三四萬字，最短的也有一萬多字，各篇之間少有連續性，幾天一篇，這就相當不容易了。
每種書先要找人抄出來，抄稿要校過才能發排，排字後又要校改兩到三次，再加旁批作注釋。一個月一種書，開頭一種就是一本，平均十多萬字，從發稿到付印，全過程都是一個人做。那時候我確實忙得連電視都沒看過，仍然搞得津津有味。開頭我是編輯室主任下的一個編輯小組組長下的一名編輯，隻能單打鼓獨劃船。書前的敘論（導言）也是我堅持要寫的，因為不寫敘論書就沒人看，所以隻能打起精神來寫。為了能夠順利通過“三審製”，前若幹篇敘論都不用我自己的名字，用的是“穀及世”，就是“古籍室”的諧音，還用過“何守中”（鍾叔河倒轉）、“金又可”（鍾叔河之半）。直到叢書“成功”以後，才找人幫忙校點過幾種。但自己還是要做大部分的事，要選書，要寫敘論，別人幫忙校點的書自己也還得看校樣。
出《曾國藩全集》
一九七九年到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到嶽麓書社當了四年總編輯，所做的事值得回憶一下的，除了出周作人的書和出《走向世界叢書》兩件事外，還有一件事便是力爭將新編《曾國藩全集》列入國家出版規劃，並組織實施。
新中國成立前，我看過曾國藩的家書，也看過他的文章。我並不認為曾國藩能夠解決今日中國的問題，因為他屬於過去了的時代。但他是舊文化的最後一個集大成者，他的個人能力是出色的。在決策方麵、組織協調方麵，以及學術文化方麵，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材。他做實際工作時間不長，卻做出了那麼大的成績，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物。研究人才學，他是一個標本。另外，他在培養教育人，發現人才方麵有獨到之處。他的文筆也好，可讀。
曾國藩不單純是一個軍事政治人物，他還是個學者，有很高的文化。他深入地研究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的編輯整理工作。中國的舊體製在當時走到了窮途末路，麵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要麼趕快實現現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麼就是被世界潮流拋棄。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曾國藩的思想反應和表現作為，是特別值得深入研究的。把曾國藩的書列為禁書，是沒有一點道理的。就是要批判曾國藩，也得研究他的書，研究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越是研究曾國藩，就越能夠認識到，連曾國藩這樣有作為、有能力的人物，都無法挽救舊體製的崩潰，那隻能說，這個舊體製的確到了不能不崩潰的時候。這一點更加深刻地說明了舊中國必須改變。
一九八三年，李一氓因為《走向世界叢書》的緣故，讓我去北京開會（國家古籍出版規劃會議）。在京西賓館的會上，我做了發言。《走向世界叢書》這時無須講了，我就講曾國藩的全集必須要新編出版。國家規劃原來隻允許影印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我說那不行，原來刪掉和漏掉了大量的書信和批牘，還有不少其他集外文，都必須收集編印，將曾國藩的所有資料編成一部“大全集”。我跑到北京圖書館去，把舊刻本和台灣影印的材料同時搬到會場上，一篇一篇、一條一條指出舊版本為什麼不完善，不能簡單地影印。就這樣，新編《曾國藩全集》才列入了國家規劃。
一九八四年，我被動員到嶽麓書社當總編輯。此時，書社已經將《曾國藩全集》列入了選題，分配了某一位學中文的同誌做責任編輯。我去了以後，發現他更適合編古典文學書，便決定改由鄧雲生（唐浩明）來當責任編輯。鄧學過工程，我覺得這正好是他的一個優點，因為學工的人經過科學技術訓練，工作方法比較周密。我對他說，你搞《曾國藩全集》正好，學過工科是你的優勢，何況你後來還是文科研究生呢。於是便調整分工，讓唐浩明來做《曾國藩全集》的責任編輯。
為了出《曾國藩全集》，書社和我承受了很大壓力。唐浩明後來因為寫小說《曾國藩》出了名，但當時還沒有出名。我卻已經搞了《走向世界叢書》，在全國有了一點影響。在湖南，我在一九五七年是著名右派，報紙上登過頭條，大家都知道。書社的總編輯又是我，所以這個壓力主要隻能由我來承受。
《曾國藩全集》付印的頭一本《家書》出版後，《湖南日報》發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書有何益？》，反對出這個書。還有人向省委告狀，說曾國藩是漢奸劊子手，嶽麓書社為何如此熱心出他的全集，“不出我們的學術成果”。我對社裏同誌們說，沉住氣，我們不必和個人去爭論，這種爭論一開展起來，就會沒完沒了。隻要快出書，出好書，在國際上，至少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正麵的影響，隻要大家覺得這個書出得好，反對的聲音自然就壓下去了。
很快，內地、香港、美國的報紙都發表了評論，把湖南新編《曾國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顆文化上的原子彈”，都說出版曾國藩的書是大好事。省裏麵做官的人和負責審讀的人，他們其實並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隻在乎“上頭”和全國輿論界是肯定還是否定這個事情。“上頭”和輿論界肯定了這個事情，他就不會多說多管了。
有人後來說：“策劃出曾國藩的書沒什麼值得提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光緒年間就出了，民國時期到處印，列入規劃算什麼呀！”現在來看，印曾氏的書當然不算什麼，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討論出版規劃的會，說這話的人也沒去參加，怎麼知道當時的情況呢？當然我也並不認為提議、策劃出一部書有什麼“值得提的”。做這件事情開始是出於我的本心，後來是我當總編輯的責任；選派適當的人當責編，也是我分內應該做的。如果這部書還有缺點，作為總編輯，首先也是我的責任。
我從來不認為別人發表文章批評反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今天還有人不讚成出曾國藩的書，出周作人的書，也沒有關係。提倡自由，不能隻意味著我要自由，別人也要自由，也有他說話的自由。曾國藩的書和周作人的書，一萬年以後還會存在的；對曾國藩和周作人的評價各有不同，會發生爭論，也是一萬年以後還會存在的。我認為，評價曾國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出版他二人的書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讀評論曾國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參加爭論，那樣反而會妨礙書的編輯出版。我總是站在提供資料的立場，這樣就立於不敗之地了。我隻說，要肯定他，要批評他，都得看他的書；不看他的書，講的很多話就沒有常識。這樣立論最站得住腳。雖然我一直在出書，在出書方麵我卻沒有受過來自北京的任何批評，沒有被抓過辮子。
我認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覺得這個人“傾向好”，他的東西就發表，就盡量出他的書；那個人的“傾向不好”，就不準出他的書，連有價值的東西也不出，這本身使是一種反文化的態度。
本人的研究和著作
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編輯工作做了十年。到九十年代離休以後，自己的研究和著作，屬於散文和讀書隨筆方麵的不必在這裏說。隻說三本書，就是《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曆史》（中華書局）、《從東方到西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國本身擁有力量》（江蘇教育出版社），都是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及其反應的。
我認為，現代性與傳統的衝突和趨同，乃是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實之一。現代前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是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在進入新的曆史時期，麵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麵對現代世界時，這個階層對自己社會的信心如何？其傳統的價值觀與製度麵臨怎樣的考驗？對西來的新事物和新學說他們持何種態度？對帝國主義侵略、基督教滲入以及一切“洋務”、“洋人”又作何反應？這些都很有必要作具體的研究和分析，也就是我進行上述工作的主要意圖。國內這方麵的研究似乎尚處於比較零散、比較初級的階段，或者停留在幾個代表人物身上，或者把士大夫階層和其他階層的“人民群眾”籠統地混在一起。起初，國外有學者做過一些小範圍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往往隻能從他們所熟悉的史料著手，影響也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