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驚喜的是，《命定》的出版竟與“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不期而遇，有幸趕上這個偉大百年的慶典，極富神秘感的康巴人以聞所未聞的抗日軍人的姿態走進了讀者的視野，為這個偉大的日子增輝添彩。
在創作《命定》期間，我曾經去過河北獻縣紀念抗日英雄馬本齋的極具伊斯蘭風格的紀念館，去過呼和浩特曾經領導內蒙古人民抗日的烏蘭夫紀念館，去過騰衝中國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園國殤園，考察過紀念朝鮮族抗日領導人朱德海在龍井修建的紀念碑，考察過馮白駒領導的海南有黎族參加的抗戰史。這些為中國少數民族抗戰英雄們豎立的豐碑永恒地昭示著後人，他們的英雄壯舉與中華同在。
這些英雄標誌也令我深思，我采訪過的那些康巴籍抗日軍人們的英雄故事仍然“伏藏”在雪域，似乎離紀念館紀念碑墓誌銘太遙遠了。俗語常說“是金子就會閃光”，因此我深信：“伏藏”的金子一定會閃光。於是一種神聖力量驅使我像一個刻瑪尼的石匠那樣，把遺漏在曆史微塵中震撼心靈的“亮點”用文學的形式“刻”給讀者。
開始動筆的那一刻我就深信，完整的中國抗戰史如果沒有他們的添補，即便是鴻篇巨製都是缺失的，這不是大中國的胸懷。作為一個作者，在戰後六十六年之後再來描寫戰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寫抗戰的書籍已汗牛充棟。仍然繼續寫槍炮裏的宣泄嗎？還是寫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等二元論一類讓讀者看一頁開頭就知道結尾的故事？
我認為時至今日：奉獻給讀者的書必須從人性出發、從愛出發，如果不具備這兩點，一切的精彩都是曇花、都是浮雲、都是彩虹。
基於這兩點，《命定》的出版發行無疑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寫出了這些故事，而是這些湮沒在曆史深處的故事在不知不覺中找到了我。
追溯小說背後的故事，要回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偶然中。我大學一年級的暑期，五嬸患病要去省城治療，五爸就把看守他家的任務交給了我，但五爸又不太放心我，怕我聚眾晚上吵得四鄰不安，又委托樓下的馬瑛（遠征軍的一名工兵排長，是我五嬸的幺爸。）時不時地上樓來看看我的“妄為舉動”，在那時，我是一個極不安分喜歡熱鬧愛聚眾的家夥。
令長輩意外的是，他每次上樓來都看見我在燈下捧著厚厚的《戰爭與和平》在閱讀，而我每次感到他來後嘴裏都有酒味，但言談中沒有絲毫的醉意，平日裏獨身一人的他把孤獨用酒麻醉了。他告訴我，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一係列的俄羅斯作品在他就讀於成都西北中學時，就已成為其愛不釋手的讀品。
從他的言談裏我發現這位平日裏沉默寡言的人有某種欲言又止的節製。後來我從母親那裏知道他是一名國民黨遠征軍的軍人，在當時是人們力求像回避瘟疫那樣加以回避的人。
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原因，我沒有那麼多前怕狼後怕虎的顧慮，主動邀請他在晚飯後繼續暢聊俄羅斯文學。借助酒興他滔滔不絕地把他的戰爭經曆同這些作品雜糅在一起講述與我，自然而然地，關於康巴籍軍人的抗日故事源源不斷地走進了我的腦海。其中最為關鍵的話，在我創作《命定》的過程中才有了真正的了悟，他曾頗為擔心地說：“康巴人的故事同俄羅斯文學描繪的故事大有相似之處，俄羅斯民族的尚武精神、宗教感情同康巴人有太多的相同，遺憾的是，如果康巴人像俄羅斯人那樣多一些文學氣質就好了。”
當我衝動地說出我要寫藏人遠征軍的小說時，他愣住了，眼睛瞪得像湯圓，半晌沒有說話，陰沉的臉仿佛在責備自己對我這位愣頭青說得太多，他用略帶後悔、急刹車似的口吻說：“孩子，你外公和我們家族的成分都不好，弄不好是要鬧出大事的，這些龍門陣就當我沒說過。好好地做你的正事。”那一刻，我在他突變的表情裏看見了他空前的不安和恐懼，在我寫《命定》的日子裏，才真正體會到這些軍人窒息的悲涼和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