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抗日的曆史有了更為精準和客觀的表述。遺憾的是，如今，馬瑛這些老兵們都紛紛謝世了，但曆史卻為他們預留了篇幅等待有緣人將這些故事浮出水麵。馬瑛的抗戰經曆以及他告訴我的有關那些戰友的故事像吸盤一樣牢牢地黏附在我的記憶裏，並促使我在後來的時光裏借助記者的職業之便，獲得了更多的關於老兵們的光榮故事——周光鈞，同馬瑛一道參軍的老人，在第一次采訪結束時允諾下次提供給我一些老照片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他就去世了；我家的老鄰居韓振華老伯，這位放不下家人和祖國的老兵，從當年逃離大陸的登陸艇上跳下來摔壞了膝蓋，一次偶然的街遇，他拉著戰友尼瑪巴登的胳膊告訴我，瞧瞧他臉上的刀疤，傷同連長的頭銜是拚刺刀拚出來的；當格桑·紮登先生將他旅居在加拿大的三爸（在二戰中參加陳納德飛虎隊的一名藏族戰鬥機飛行員）格桑群佩同其他三名藏族飛行員參加“二戰盟軍飛行員聚會”的報道和照片提供給我時，他告訴我，九十高齡的三爸已經患老年癡呆症不能講話了，這是目前不能采訪他的最大遺憾……這些穿透心靈的故事激勵我揮筆為他們留下文字。
在《現代漢語詞典》裏，“命定”一詞就是命中注定，並特別注明為迷信。“命定”一詞在本書作為書名出現，是否含迷信和宿命的色彩，我不想作任何的辯解，要等讀者在看完本書後讓他們自己來評判。
我不是曆史專家，但作為一個中國藏人，曆史常識和我親身履足的中國空間讓我坦言：文學的立場永遠是作家個人的立場。因此，我隻能從我的立場出發去表達個人的情懷。
我不妨從中國地圖說起，當然我們無需追溯它是一片桑葉還是一個雞頭，在這個獨特的地理單元裏，我們的祖先被東邊浩瀚的太平洋、西邊的戈壁和雄亙的帕米爾高原、北邊了無人跡的西伯利亞、西南和南邊橫亙的喜馬拉雅山脈和茫茫無際的大海阻隔了，就當時國力、科學技術水平，麵對望而卻步的阻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是在這個曠達而封閉的地理單元裏，我們可以從五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一個命定的邏輯，中國各王朝的版圖概念是中心清晰邊緣移動的，這個移動的疆域是隨王朝的力量而定的。比如說蒙古族統治的元朝，它的版圖概念甚至超越了我所描繪的範圍，又比如說漢族統治的南宋，版圖的概念僅在長江以南。但無論王朝如何更迭，這個認同是既成事實的。這就是大中國文化的寬廣性、包容性和命定性——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這一直是中華文明走向多元一體的驅動力。這是與建立在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基礎上的西方文明有巨大差異的，我意識到，被“殖民”來的大量西方知識體係中的評判製度是不適合評價中國的。因為，這個有著五千年曆史的版圖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無論用什麼方式脫離這個大群體都是站不住腳的，中國是各民族組成的大家庭，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書的主人公義無反顧地走向抗日戰場那樣，是命中注定的。
在此，向為本書提供素材的老兵馬瑛老先生（已故）、格朗老先生（已故）、周光鈞老先生（已故）、韓震華老先生（已故）、山樹茂（台灣籍）老先生、代大可老先生、陶大瑄老先生致以衷心的敬意；向為本書提供意見和幫助的楊丹叔先生、多吉彭措先生、白瑪郎加先生、根秋翁修先生、黃立新社長、胡焰社長、林文詢編審、何煒編輯、張春曉編輯表示衷心的感謝；向為本書書寫藏文名稱的旦珠澤仁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達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