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行動”於2月21日開始實施，至月底，第8集團軍緩慢地推進到漢江南岸至楊平、砥平裏、橫城、芳林裏、江陵一線。為加速向三八線推進，李奇微又製定了“撕裂者行動”計劃。在進攻發起前，麥克阿瑟又想去前線視察，為進攻“打響發令槍”。但李奇微對他這種每當一次大規模作戰行動即將開始之時，就要在前線拋頭露麵的做法，既不耐煩又覺危險。這種興師動眾、大講排場的視察，很可能會把部隊的行動暴露給敵方。於是，李奇微向麥克阿瑟發去一封措詞謹慎的電報，希望他出於安全的考慮不要前來視察。麥克阿瑟是個聰明人，明白其中的含義，頭一次知趣地順從了下級的勸告。
“撕裂者行動”於3月7日開始實施。到3月15日，“聯合國軍”再占漢城，並很快進抵三八線附近地區。這時，是否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再次出現了。從軍事上看，很明顯，將中國軍隊趕出北朝鮮幾乎是不可能的。若不顧一切地向北推進，能不能到達鴨綠江還是個問題，縱然到達了，戰爭就會結束嗎？他們麵對的將是整個中國，這勢必將招致更慘重的失敗，從而使戰局愈發不可收拾，陷入沒完沒了的戰爭泥潭中不能自拔。而且，有消息說，中朝軍隊在進行休整後正準備發動春季攻勢，這使美、英、法等參戰國更加憂心忡忡。看來，現在麵子已保住，見好就收是上策。能在此時軍事上尚處於有利的地位實現停火是難得的好時機。於是，華盛頓方麵決定，一麵在軍事上繼續向北穩步推進，最好能推進到半島最狹窄的蜂腰部平壤至元山一線，以確保現有成果，占據有利地位；一麵在政治上以實力政策為基礎，同中朝方麵進行停戰談判。
這樣，參謀長聯席會議便於3月20日通知麥克阿瑟：“國務院最近計劃由總統不久以後宣布，由於已將侵略者從南朝鮮大部分地區趕出去，聯合國現正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聯合國一直有這樣一種強烈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隊向三八線以北挺進以前，應當朝和平解決的方向進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
這個消息對一直渴望擴大戰爭、取得全勝的麥克阿瑟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他不能接受這個在軍事上不明不白、不勝不敗的結局。他的戰爭觀還是那種全麵戰爭觀，認為戰場上兩軍對壘，必有勝負之分，而取得全勝是雙方都必定要爭取的；要麼勝，要麼敗，沒有不勝不敗這一說。他對朝鮮戰爭的理解是，既然要打下去，就必須取得徹底勝利，而要取得徹底勝利就必須擴大戰爭。早在一個月前，他還抱著華盛頓可能會采納他擴大戰爭的意見的一線希望，並為此而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了一份徹底取勝的長遠作戰計劃，包括對北朝鮮北部地區進行大規模空襲，向敵方所有的主要補給線布設放射性廢料，以切斷中朝之間的聯係；使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進行增援，然後在北朝鮮東西海岸的北端同時實施登陸和空降作戰，“其情景有點像仁川登陸那樣，但規模要大得多”。那時，中國人很快就會麵臨要麼餓死，要麼投降的選擇。
現在這一切都將成為泡影，他不甘心，他要抗爭。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發來上述通知的同一天，他在寫給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瑟夫·馬丁的複信中，無視禁止發表任何有關外交政策言論的指令，不負責任並不加任何保密措施地闡述了他對使用國民黨軍隊及擴大戰爭並取得全勝的看法：“關於赤色中國在朝鮮同我們開戰後的形勢，我已極為詳細地向華盛頓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議。總的說來，這些觀點是人們熟知並清楚理解的，它們遵循了我們一貫恪守的以最大限度的武力對付武力這一常規。您關於使用台灣中國軍隊的觀點，既不違反邏輯，也不與這一傳統相悖。奇怪的是，有些人對下列事實似乎難以理解：共產黨陰謀家已經選擇了亞洲作為他們想盡辦法征服世界的場所，而且我們已就這種賭注同他們在戰場上進行了較量。我們已在這裏拿起武器為歐洲而戰，而那裏的外交家們卻仍在進行舌戰。如果我們在亞洲敗給共產主義，則歐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打贏這場戰爭，則歐洲就很可能避免戰爭而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們必須贏得勝利。勝利是任何東西也取代不了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勝利，而杜魯門現在卻不同意這樣做，這標誌著美國參戰在軍事上未達目的，一個參加了戰爭而又不能堅持到勝利的大國怎麼可能蒙受這種結果呢？”
麥克阿瑟不能接受這種維持僵局的解決辦法，決意要向政府的有限戰爭政策公開挑戰，要打破實現停火的任何企圖，而不惜拆杜魯門的台，與他最後攤牌。3月21日，他在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回電中緊急要求：“對在朝鮮的聯合國軍不要再增加進一步的軍事限製。”
24日，他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發表了如下違反政策的公開聲明：“較之我們在戰術上的成功更具重大意義的是：事實已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國這個新敵人，缺乏工業生產能力，無法充分供應進行現代戰爭所必需的許多重要物資。它缺乏製造工業和用以生產、維持和使用哪怕是中等規模的海空軍所需要的原材料。它也無法提供保證地麵作戰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型火炮以及應用於軍事方麵的其他精密科學裝備。起初，敵人在數量上的巨大優勢或許可以彌補這一不足，但隨著現代大規模毀滅手段的發展，單憑數量優勢已不足以彌補這些缺陷所固有的脆弱性。
自從赤色中國不宣而戰地加入朝鮮戰爭以來，這些軍事上的弱點即已清楚而明確地暴露出來了。甚至在聯合國軍的行動受到種種禁令的限製，而中國由此獲得軍事上好處的情況下，赤色中國也未顯示出它完全有能力用武力征服朝鮮。因此，敵人此刻一定痛苦地認識到，如果聯合國決定改變寬容的做法，不再將戰爭局限於朝鮮地區，而是把我們的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則赤色中國注定有立即陷於軍事崩潰的危險。這些基本事實確定之後，就朝鮮問題做出決定就不應再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了。
已遭受如此殘酷蹂躪的朝鮮國家和人民絕不能再被拋棄了。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除了軍事方麵的問題要通過戰爭來解決外，基本方麵仍是政治性的，必須在外交領域尋求答案。然而，在我作為軍事指揮官的權限範圍內，不用說，我準備隨時與敵軍總司令在戰場上舉行會談，以便在不進一步流血的情況下，真誠地努力尋求實現聯合國在朝鮮的政治目標的任何手段，這種政治目標是任何國家都無理由置之身外的。”
上述聲明猶如一枚炸彈在華盛頓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動。華盛頓把麥克阿瑟的聲明看做是不可原諒和無法挽回的行動。不消說，它公然違反了12月6日發布的未經事先批準不得發表任何有關外交政策聲明的訓令，是明顯的抗上行為，是對總統和憲法權威的挑戰，是對文官領導軍人這一傳統製度的挑戰。但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該聲明使用一種目空一切的嘲弄的口吻，極力貶低中國軍隊的戰鬥能力和工業潛力，大肆叫囂要擴大戰爭，這無異於有意激怒中國人，故意破壞任何政治解決的途徑。另外，它還暗示著美國政策上的變化，使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對中國人的最後通牒，好像美國要對中國本土進行攻擊，並按新的中國方麵根本無法接受的條件進行談判。因此，聲明發出後，華盛頓即收到許多國家的照會，異口同聲地詢問：“麥克阿瑟聲明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是不是意味著美國改變了政策？”
華盛頓方麵特別是杜魯門本人因此而受到的衝擊以及所處的尷尬與被動局麵可想而知。明擺著，和平攻勢還未開始就被自己人給挫敗了，氣得杜魯門直感到“別無選擇，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為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非常不幸，我們做了很細心的準備，但一切都白費了。為了得到其他各國的同意而花費的時間和國務院、國防部首腦們長期付出的努力，都因麥克阿瑟將軍3月24日的聲明而付諸東流了。”
為了避免引起混亂，杜魯門被迫取消了準備發表的呼籲和平的聲明，並於第二天上午召集國務卿艾奇遜、副國務卿臘斯克和副國防部長洛維特開會討論此事。據艾奇遜回憶說，“我從未見過洛維特發那樣大的火”，他堅持說必須撤麥克阿瑟的職，而且要馬上撤。在看過麥克阿瑟的聲明後，艾奇遜也像洛維特一樣怒不可遏，認為麥克阿瑟的舉動是“對參謀長們的蔑視，踐踏了發給他的通知精神，是對總司令最嚴重的違抗行為”。
在那天的會上，杜魯門強壓怒火，故作鎮靜。自威克島會晤後，他曾指望麥克阿瑟能尊重總統的職權，但現在他不得不認為：“我除了解除這位國家最高戰場指揮官的職務外，沒有別的選擇。”
杜魯門也十分清楚，麥克阿瑟不是一般的軍事將領，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已成為美國的象征，在國內擁有巨大的支持力量，要解除他的職務勢必會使聲望早已江河日下的政府更加不得人心。況且，現在正是戰局進展有利的時候，要把勝將換掉，必須有充分的理由使國民們相信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而麥克阿瑟的主張是危險的。因此，要走出這最後一步必須慎之又慎，必須找出一個足以這樣做的機會。出於上述考慮，杜魯門那天並沒有提出撤職的問題，隻是口述了一份克製性的電文，要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麥克阿瑟，令其不得再發表與美國政策相違背的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