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樂廳這幢優雅的歐式老建築，即將迎來八十歲誕辰。我的生日祝賀想從一個“準學術性”的話題——音樂廳在城市文化中的定位和意義——切入。音樂廳，顧名思義，應是舉行公眾音樂會的專用建築場所。有意思的是，公眾音樂會（public concert）本身，現在似已司空見慣，其實並非古已有之，而是隨著近現代社會發展逐漸演化而成的特殊文化建製。據查，“上海音樂廳”的命名（1959年），在時間上榮列全中國第一，因而這座大廳就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座正式音樂廳。這一事實與上海這座城市在中國社會整體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形象恰好匹配。正如上海是中國近現代“西風東漸”過程中開創新河的橋頭堡，上海音樂廳就此也在新中國的音樂發展中深深鐫刻下自己的烙印（印跡）。
到音樂廳聽音樂會，這是帶有典型近（現）代都市文明特征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在“前現代”社會中，音樂的發生或附屬於宗教禮儀，或局限於貴族宮廷，與我們現在習慣意義上的“音樂會”實踐並不相同。或許，在古老中國，文人雅集時的琴（尤其特指古琴）樂交流是“前現代”時期音樂的另一種特殊生存狀態。正是由於歐洲十七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的推動，音樂才開始衝破桎梏，走向普通民眾，開始具備某種所謂的“公眾性”——自此，音樂不再是某個特權階層的專利品，也不再受製於音樂之外的功能，它成為具有自足意義的審美藝術，對所有具有音樂興趣的公眾開放。這裏的公眾，尤其以隨著城市發展而聚集起來的龐大中產階級群體為代表。他們在逐步獲得了經濟上的自主權、政治上的參與權之後，必然在文化上要求分享與共建。於是乎，公眾音樂會，以及能夠容納更多聽眾的現代意義上的音樂廳，才應運而生。
資料表明，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是形成現代意義上的音樂會運作實踐的關鍵時期。這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在音樂文化和音樂生活層麵上的具體體現，也是音樂藝術作為商品步入市場經濟的肇始與成熟期。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音樂廳，如倫敦的阿爾伯特大廳（1871年建成）、維也納的金色大廳（1879年建成）、紐約的卡內基音樂廳（1891年建成）等等，不僅成為當地城市音樂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和輻射源，而且百餘年來一直代表著各自城市的文化品格與藝術高度。至二十世紀，以音樂廳為象征的城市音樂生活已成為遍及全球的音樂文化現象。
中國的音樂廳建設與音樂會生活，與歐美諸國相比，顯然屬於“後發”。正因如此，我們一方麵需要借鑒國外長期以來積累起來的成熟和成功經驗，另一方麵又需要結合國情對這些經驗加以創造性的利用和改造。當前，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中國城市的高速發展，為音樂會生活的普及與提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希望，上海音樂廳與社會各界攜手，在拓展曲目、活躍樣式、培養觀眾以及創新機製等方麵大膽推進，為這個時代和這座城市再立新功、再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