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音樂這門藝術的發達就和都市的繁華結下不解之緣。究其緣由，個中原委也不難推測。作為表演性藝術，音樂需要舞台的支撐和“人氣”的烘托，而提供華美舞台與旺盛“人氣”的最佳“平台”，莫過於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都市人群。都市中眾多的人口數量和多樣化的人口構成，可能是維持都市音樂生活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藝術音樂的生態機製而言，在“前現代”社會中的“教會”和“宮廷”兩大支柱體係逐漸衰落之後，它在社會中的生存基本上就依靠所謂的“音樂會體製”。明眼人看得出，音樂會體製的正常運作依賴於深厚的音樂傳統和基礎。在這方麵，人口高度聚集的大都市占有當然的優勢——高質量的音樂廳硬件設施、高度專業化的音樂表演團體、高水平的音樂會節目配置、高素質的音樂聽眾群體，以及所有上述方麵的數量儲備，的確非大都市莫屬。
平心而論，澳門這座小城在上述方麵幾乎無一占優。占地僅二十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區區四十多萬人口，經濟以“博彩賭業”聞名，文化藝術方麵除卻具有葡（萄牙）國色彩的西洋建築，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乏善可陳。因而，筆者在應邀參加2003年度澳門第十七屆國際音樂節時，原本期望不高。雖也聽說過澳門的國際音樂節，但僅限於圈內熟人的口頭傳聞，對該音樂節並無更深的了解，畢竟澳門從體製上與內地不同，相互間的文化信息溝通不夠暢通。另一方麵，筆者作為學院裏一介書生，平日更多在教室和書齋裏埋首書譜，也難免孤陋寡聞。
此次赴澳門，原是奔譚盾的“合唱劇”《複活之旅》的中國首演（作為本屆音樂節的“壓軸”）而來。筆者受邀撰寫該劇的中文節目單，順便提前到達，有幸觀賞到這屆音樂節的最後八場演出。雖說這隻是音樂節十九套節目（二十二場演出）中的後一半，但曲目的性質和安排仍具有足夠的代表性。總攬這一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的節目編排，可以看出，主辦方可謂用心良苦、運思有方——整個音樂節的演出，從份量和性質上呈兩頭重、中間輕的“曲線造型”。莫紮特的晚期歌劇傑作《魔笛》是本次音樂節的“開唱大戲”（國際合作），隨後緊接貝多芬第二、第三交響曲專場（由新近成立的澳門樂團擔當），再後是偏於古典嚴肅趣味的意大利巴羅克室內樂專場和德沃夏克《安魂曲》（國際合作），以及偏於通俗口味的維也納童聲合唱和羅馬尼亞大提琴四重奏。在上述第一輪“重頭戲”之後，是音樂節的“輕鬆中段”——包括兼具民間色彩和流行情調的葡國歌手米詩亞演唱會，以流行樂器演繹古典音樂的美國新世紀薩克斯管四重奏，捷裔美籍人馬斯季克的古典吉他獨奏會，奧地利埃德爾曼兄弟的男中音二重唱藝術歌曲專場，以及別具特色的中國協奏曲專場（瞿小鬆、劉文金和周龍各一首協奏曲，另加著名的《梁祝》）。坦率地講，這些錯落有致的曲目安排著實讓人“耳饞”，筆者無緣聽到，隻能事後讀讀節目單，以期“望梅止渴”。
趕赴澳門當晚（10月25日），就直奔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聆聽第一場音樂會——“風華再現費玉清”。這場演唱會大概既是音樂節“輕鬆中段”的代表，也是“輕鬆中段”的收尾。為滿足需求，安排連演兩場，享有和“開唱大戲”《魔笛》同等待遇（本次音樂節唯有《魔笛》和費玉清演唱會連演兩場），可見主辦方對觀眾口味的照顧。筆者此前對台灣歌手費玉清隻知大名，未謀其麵，初次現場聆聽，也算嚐鮮。柔聲細氣的樂聲悠然升起，一時筆者還不很習慣——未曾料想，一位中年男性歌手竟用較鄧麗君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嗲”聲演唱。奇怪的是，最終的效果並不讓人特別反感。或許可以指責此君“娘娘腔”，無論聲音處理和台風做派都有忸怩作態之嫌，但由於費玉清骨子裏並不掩飾自己的趣味追求，加之他天生極其樂感，所以其演唱風格的“性別反串”居然具有了某種坦然、天真的意味，給人留下多情、體貼、敦厚、含蓄的良好印象。所唱曲目無一例外選自中外情戀“老歌”，如膾炙人口的《綠島小夜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來》等等，配以澳門樂團的交響伴奏（陳燮陽指揮）和妥貼細致的燈光處理，流行歌曲借此似也獲得了“經典”的效應，觀眾顯得如癡如醉，每每曲畢總贏得掌聲雷動。筆者在音樂會後見到澳門音樂節藝術總監莫華倫先生，對他和主辦方在安排費玉清演唱會這種“通俗”品種中顯現的“不俗”眼光表示祝賀。類似這樣的流行歌曲演唱會，排放在一個“正襟危坐”的國際音樂節中，卻並不顯得“降格”，這確是需要眼力和膽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