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此次來滬，兩場音樂會中體現出的“德式”演奏風範，果然值得細細咀嚼，並令人久久難忘。盡管第一場（2012年10月30日）的演奏狀態明顯不如第二場（10月31日），但樂團具有內斂、圓潤的鮮明古典“德式”音響風格（這與該樂團在舞台上的獨特“布陣”有關——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分列指揮兩邊，其後的大提琴和中提琴相對麵向觀眾，由此突出和強調中低音區與內聲部），而指揮家蒂勒曼則再度證明，他是當今樂壇無可爭辯的德國“中生代”指揮第一人。
這位有“大熊”昵稱的指揮家，掌控樂隊和塑造音樂的能力已臻佳境，尤其是需要細密編織和節奏伸縮的時候——如第二場中的瓦格納《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愛之死”，以及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在我聽來，這是整個演出中最為精彩的兩個亮點（《黎恩濟》和《唐豪瑟》兩個外向型的序曲同樣表現上乘）。瓦格納的這首前奏曲和“愛之死”，就音樂的橫向流動而言，要義全在於“主導動機”在各個樂器組之間似“蛇”一般的緩慢穿梭和線形交接；而就整體的造型而論，那種神不知鬼不覺的緩步推進和一浪高過一浪的高潮營造則是瓦氏音樂的精髓，由此，神秘愛欲的無法抗拒和不能自已才能通過音樂的方式得以存在。當晚，我們真切領受了奇妙的體驗。開始，樂聲在無限的寂靜深處悄然降臨，似一絲紗線，但從未中斷；音樂行進中，由於織體的極度柔軟和節奏脈動的暫時消退，聽眾一度幾近產生“失重”和“暈眩”的幻覺；而在高潮處，血脈賁張的亢奮和隨之而來的阻礙終止的鬱悶（“愛之死”中則升華為清亮歡欣的主和弦解決）似乎與我們的身心節律全然一致。由於聲部傳遞的“無縫連接”，瓦氏音樂的一個突出優點被凸顯出來，即音樂組織的有機性——音樂的肌體好像有機生物一般，後一句從前一句自然生長出來，不可思議，但又極其妥帖。
勃氏“第一”是大家爛熟於心的“大路貨”。正因如此，如何演奏出“新意”就成了嚴峻的考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次演奏別開生麵而又忠於作曲家的示範，讓人興奮甚至激動。這部被譽為“貝多芬第十”的偉大交響曲，在當晚不僅重現了它的恢宏和雄渾，而且又平添了幾許別樣的溫潤、深邃和老成。文字無法複述和複製音樂的現場“活體”，筆者在此僅僅談論一個特別而珍貴的音樂現象：蒂勒曼和他麾下樂隊的“節奏彈性”。所謂特別，是因為這種讓近百人的樂隊在音樂行進中具有張弛有度、進退有據的速率調控，那是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指揮家富特文格勒之後就很難聽到的特殊藝術；而所謂珍貴，則是因為正由於這種特別的節奏彈性，才能增進和加強音樂的“活態”生命感，使其更加具有人性的“體溫”。我們欣喜地聽到，蒂勒曼複活了富特文格勒的偉大精神，盡管兩人的外在手勢和身體姿態全然不同。通過拉寬或縮緊而靈活改變音樂步伐速率並賦予音樂以鮮活感和生動性，蒂勒曼手下的勃氏音樂，其複雜的思維、豐富的內聲部運行和微妙的節奏呼吸均得以充分展現。
盡管樂隊因技術能力不夠而有微小瑕疵（主要是個別銅管的控製欠佳），但蒂勒曼的審美要求和藝術目標是清晰而明確的：他完全理解作曲家的用心所在，並通過自己的手勢對音樂進行魔法師般的“拿捏”。順便提一句，他全部背譜，而且給出的拍點和表情暗示總是提前一點——說明他是“胸有成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雖說這兩場音樂會並沒有達至無可挑剔的境界（例如第一場中的布魯克納“第七”因狀態不佳而乏善可陳，又如某些氣口的起音和收束尚有“毛刺”），但蒂勒曼及他麾下的樂團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突出優勢和鮮明特點，這在藝術上比四平八穩但沒有理想的所謂“完美”具有更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