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滬獻演的世界著名樂團絡繹不絕。這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前國內音樂生態的活躍程度和質量提升。管弦樂團的到訪尤其引起關注，畢竟是多至上百人的“大部隊”，千裏迢迢趕來確乎不易。我個人的一個強烈感受是，樂團雖是眾人集體組合，且編製大同小異，但受民族氣質、文化環境、指揮要求、詮釋曲目等多方麵的複雜影響，這些樂團居然好似具備明確性格的個體人物，有其獨特的秉性，也有臨場發揮的好壞——事後回顧一番，或許從中也能得到某些教益。
悉尼交響樂團（2012年10月24日，東藝）算不得“著名”，而指揮阿什肯納齊係大鋼琴家出身，揮棒的姿態和手勢確乎有些“業餘”，僵硬而吃力。但有趣的是，這樣的指揮“風格”在音樂會下半場的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交響曲》中卻相當奏效——因為這首現代交響傑作的旨趣正在於長時間的音效積聚和“刀切般”的幹硬線條：第一樂章由輕至響又由響至輕的大尺度“橄欖式”造型設計，以及第二樂章粗暴無情到有些瘋狂的猙獰聲響，都著實不免讓人驚詫。如果再加上半場王健的出色表現（德沃夏克《大提琴協奏曲》及加演），這場音樂會的實際效果可謂超乎預期。
接下來的德累斯頓管弦樂團（2012年10月30日、31日，上海大劇院）是鼎鼎大名的“老牌”，指揮則是如日中天的“大熊”蒂勒曼，大家當然抱著極高的期望。不料，第一場可能因旅途勞頓而不在狀態，曲目安排也不太合理——開場即是瓦格納《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序曲及“愛之死”，這是很難“預熱”的曲目，隨後又是中場休息，等於水還沒燒開就熄了火。後半場的布魯克納《第七交響曲》不僅“毛刺”不斷，而且總讓人覺得“力道”不夠。好在第二場中指揮和樂團奮力投入，不僅全然挽回麵子，而且貢獻了一場稱得上“偉大”的、令人激動的高質量音樂會。德式的曲目安排（瓦格納與勃拉姆斯）、德式的演奏追求（醇厚而豐潤的聲音特色）、德式的指揮路數（拍點提前，極端注意聲部的平衡和傳切，並且為樂隊注入鬆緊有度的彈性節律），德式樂團的傳統風範果然是名不虛傳。
邁克爾·蒂爾森·托馬斯（簡稱MTT）棒下的舊金山交響樂團（2012年11月14日、15日，東藝）表現同樣堪稱“喜憂參半”。頭一場的俄羅斯曲目（拉赫瑪尼諾夫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和《第二交響曲》）輕盈、幹淨有餘，但厚重和悲愴不足。獨奏家王羽佳似也受了這種傾向的影響，演奏速度偏快，高難度技巧的完成當然非常輕鬆而利落，但少了幾許這音樂應有的凶猛、陰森和怪誕，以及抒情時的濃鬱。後一場中，兩個美國西部作曲家哈裏森和考威爾的作品過於單薄和單調，不免影響了樂隊水平的發揮。直到馬勒《第五交響曲》，MTT的樂隊才顯山露水：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幅度音色對比，從“絲絨般”柔美的弦樂旋律舒展到震耳欲聾的全奏高潮喧囂——觀眾在過足癮後終於滿意而歸。
在德式和美式的不同風味之後，來了正宗“俄式大餐”——“姐夫”捷傑耶夫率馬林斯基劇院樂團上演“全普羅（科菲耶夫）”專場（2012年11月24日，東藝）。這是期待和結果最相匹配的一場音樂會。不出所料，“姐夫”依然善於“抓大放小”，這完全符合俄式音樂的內在理路和俄式樂隊的本然天性——細節可以粗放一些，但大範圍的結構雕刻和大尺度的關係勾勒卻清楚明朗（關於“姐夫”的這個特點，筆者在評論“姐夫”2012年3月率倫敦交響樂團來滬演出的文章中已有觸及，見拙文“英國樂團鍛造俄式音樂造型”）。如普羅《第一交響曲》的節奏脈動明確導向末樂章活蹦亂跳、興高采烈的打鬧嬉戲，整個演奏完全是渾然一體。郎朗擔當獨奏的《第三鋼琴協奏曲》，因樂曲的“搗蛋鬼”刺頭性格非常適合獨奏家誇張、外向而炫技的演奏風格，因而獲得了幾近“爆棚”的現場效果。《第五交響曲》是作曲家俄式“大抒情”史詩風範和寬廣歌唱的最佳體現，“姐夫”手下略帶毛糙的粗獷音響表達如此意境，正可謂恰如其分。
總括起來說，德累斯頓和馬林斯基這兩個代表德、俄兩種全然不同的民族風骨的樂團給我們留下了最深刻難忘的印象。顯然，這種音樂演奏“風骨”的基底是積聚了深厚民族精神，同時又具備獨特個人視角的偉大音樂作品。聲音本是一種無機的物體振動現象，而我們看（聽）到，在這樣的作品和演奏中，聲音蘊含著多麼豐富的精神意象，承載著多麼厚重的文化積澱。此時，無機的聲音就轉變成了作為文化和藝術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