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剛剛過去不久，“新人新作”是該音樂節的傳統亮點。我個人對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青年教師、上音校友秦文琛的大提琴協奏曲《黎明》（2008年5月16日晚於東方藝術中心首演）留有深刻印象。不過，就筆者聽到過的這些新作中，難得遇到這樣會在人的腦海裏留下印跡的作品。記得，在聽完某場音樂會後，筆者與一位資深作曲家在回家的路上交流，他不禁感歎道：“為什麼出現一部優秀的音樂作品，現在竟是如此之難？！”
這句話既是感慨，也是發問。它相當於是對當前音樂創作局勢的某種總體性概括，雖然不乏情感性的主觀色彩，但也絕非隨意的即興表露。
一個突出的疑難是，如何看待當前音樂新作中的“難聽”問題。自二十世紀以來，音響的不協和已經成為“嚴肅音樂”創作的普遍特征，由此帶來“可聽性”的普遍下降。勳伯格曾指望，隨著時間流逝，一般的聽眾會像接受調性音樂一樣自然接受無調性音樂，但目前的事實否定了勳伯格的預言。美國學院派作曲家的中堅人物巴比特，在1957年曾以輕蔑的口吻“橫眉冷對”不喜歡聆聽當代創作的凡夫俗子：“誰在乎你聽不聽？”（Who care if you listen？）但到了九十年代，另有一位年輕的美國作曲家卻針對巴比特，以嘲諷的口吻反問道：“盡管你在乎，可誰還要聽？”（Who listen if you care？）？
於是乎，“聽還是不聽”，就成了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好聽還是難聽”，更成了一大難題。在很多時候，當代的作曲家似乎麵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好聽”，似乎就容易滑入俗套；而“難聽”，又意味著失去聽眾。所謂雅俗共賞，在當今的音樂創作中，好像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我的看法是，“好聽還是難聽”倒並不見得是問題的關鍵。對於音樂創作，關鍵的要害，仍然是要人“聽”到生命的“新”意。如果為了“新”而“新”，那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音樂中的“新”，必須出於對人性和世界的獨特感受與深刻感觸，並且形成具有結構感的形式過程。因此，當代的音樂創作和傳統的音樂經典，在最深層的底部，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巴托克的弦樂四重奏和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盡管在音樂語言和風格上有巨大差異，或許前者“難聽”一些，後者“好聽”一點，但它們均值得珍視。貝爾格的《沃采克》當然並不“好聽”，但它作為二十世紀歌劇經典傑作的地位，給人帶來的強烈震撼，無人可以否認。相反，克萊德曼的鋼琴小曲，算是“悅耳動聽”，贏得“擁躉”和“粉絲”無數，但在音樂價值的天平上有多少分量，卻是大可懷疑。這樣看來，什麼是“好聽”，什麼是“難聽”，本身就值得反思。進而，在音樂中，究竟什麼是“新”，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新”，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確乎需要大智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