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江自編自演的《我歌我哥》立意出奇。這部獨特的戲劇似乎刻意讓人無法對其歸類——它以歌唱貫穿，但音樂卻並不直接承擔敘事功能，因此它無法被歸於音樂戲劇。其中諸多歌曲唱段引錄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國人耳熟能詳的“群眾歌曲”，因而也算不得“原創”。而由於音樂和歌唱的“戲份”如此之重，盡管全劇的故事主幹是通過獨白展開，似乎也很難將這出戲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獨角話劇。
這種“非驢非馬”的品質，其實倒並非出自編、導、演的刻意匠心。我們猜想，這種奇特的構思和安排，一定是導演林兆華與歌唱家田浩江在平日閑談中所碰撞出的靈感火花。一般所謂的“度身定製”，用在此處是再合適沒有了，甚至可以想象，這出戲的實體建構很可能就是在聊天時“神侃”出來的，因而它才帶有如此的隨意、鬆弛，以及故友重聚時“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那種親密無間和心領神會……《我歌我哥》的故事不是虛構，而是真實的生活，田浩江在這出戲裏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別人，就是他自己。生活和藝術在這裏幹脆成為一體，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樣互為鏡像。這很自然讓我聯想到已故作家史鐵生那篇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我與地壇》。據稱，《我與地壇》究竟是小說還是散文，曾在文壇有過一番糾結。聽說史鐵生自己堅持這是一篇散文，個中緣由也許因為其文字雖有小說筆法，但所述所記均是生活本身，並非虛構。在這裏，生活直接成為了藝術，無需再做虛構的拓展與想象的加工——或者說，虛構與想象的空間已被生活本身所充滿，這隻有在極端的情境中才有可能出現：在《我與地壇》，那是作者史鐵生通過自身病殘個體所給出的無法替代的生死問題解讀；在《我歌我哥》，則是歌唱家田浩江在麵臨兄長生離死別時所經驗的獨一無二的人生緬懷。
個人生命中的片斷鏡頭和點滴回憶，通過藝術的整合和深化，從而超越個人而達至具有普遍意義的共享體驗之真，這是《我與地壇》和《我歌我哥》兩部非常不同的藝術作品所共有的特質。當然，與《我與地壇》的沉靜、深邃、高遠有別，《我歌我哥》可能更加多愁善感，更具有懷舊情愫，更多一份北方的豪爽和幽默。從某種角度看，田浩江在舞台上扮演自己，說自己的故事，談論自己與哥哥的交往，回憶自己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這要比《我與地壇》中的自我敘述更顯激進，更為絕對。況且，這出戲除了田浩江自己，有誰還能勝任飾演？這不僅因為劇中多處部位主人公都要放聲歌唱，而且田浩江自己在鋼琴、吉他和手風琴幾個不同的樂器上還要自彈伴奏（更別提這個角色要求成熟的舞台經驗和出色的戲劇節奏控製）。這當然是田浩江自己的生存經驗的複現，而不僅僅是為了展示這位演員的多才多藝。至少在我們這代人的文化記憶中，這幾件樂器其實攜帶著時代的印記，具有不同的文化符號標識——鋼琴不免是外來文化的象征，吉他是改革開放後流行歌手的身份符號，而手風琴則因是“文革”時代使用最多的樂器而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