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問世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一曲“蝴蝶”，飛遍全球（特別是華人世界），不僅是作曲家（何占豪、陳鋼）和首演者（俞麗拿）的驕傲，也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榮耀，更成為上海城市和中國文化的品牌。前些天，有記者來電采訪，希望談談該曲風行不衰的原因。暗自思忖，這倒是個值得談論的話題。
“梁祝”成功的原因也許可分內在與外在兩個方麵。內在方麵大約指該曲自身的素質，可圈可點之處很多。最突出的即是恰如其分的“中西合璧”。從體裁上看，該曲屬小提琴協奏曲——一種出自西方的典範類型，但在此卻化為講述中國民間傳說的敘事體。以主奏樂器象征主人公的特別用法，在西方音樂的協奏曲中倒並不多見（柏遼茲那首表現浪漫派主人公彷徨心態的“準”中提琴協奏曲《哈羅爾德在意大利》是否可算作先例？），但用在這裏顯得非常得體合適。從結構上說，這首作品在近半個小時的過程中，采用所謂“奏鳴曲式”這種西方器樂音樂的典型思維架構，甚至還在其中嵌入各個不同樂章類型（慢板、諧謔曲等）的“模板”，其音樂的運思邏輯和梁祝故事的發展脈絡之間，的確達至水乳交融，給人以非常“順”的直感。最令中國聽眾感到“舒心”和“悅耳”的，是貫穿全曲的中國江南音樂元素——這主要體現為來自越劇的優美、溫軟曲調，以及眾多戲曲音樂中的唱腔和手法，諸如“緊拉慢唱”、“哭腔”、“滑音”等等。總之，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可謂藝術創造領域裏“西體中用”的成功範例——如同那首著名流行歌所唱，“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這，保證了這首作品一方麵在現當代華人圈中獲得認同，另一方麵則有可能藉此超越華人世界而邁入更廣大的時空。
以外在原因論，“梁祝”的成功取決於中國特定的曆史文化現實，也取決於國人常道的“天時、地利、人和”。該曲誕生的年代，是新中國環境中民族自豪感和集體意識處於高漲澎湃的時代。民間的傳說，民間的素材——“民間”作為“人民”和“群眾”的化身和符號，它本身就帶有某種不言而喻的正確性和優越性。常聽說，“梁祝”的創作應該歸功於集體的智慧和集體的力量——當時的主創人員何占豪、陳鋼，當時的上音領導如孟波、丁善德等，當時的上音師生如劉品、丁芷諾等，均在“梁祝”誕生的功臣之列。這恐怕不僅是曆史的事實，也是當時那種特有的創作氛圍的真切寫照。“梁祝”成於斯，長於斯，它的清純和爛漫，它的率真和深切，其實不自覺間深深鐫刻著五十年前那個時代特有的印跡。就這樣，“梁祝”的優雅樂聲帶著時代的特殊烙印，一路走來，即便在“文革”十年中，它也沒有真正消失過——通過各類“地下”的流傳，通過人們心中的記憶。
五十年之後，“梁祝”依然風行，但催生“梁祝”的時代環境和文化條件已經改變。因此，有針對性的問題，可能就不是為何不能再出現另一個“梁祝”，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中，如何催生能夠代表中國、又具有世界意義的優秀創作。應該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同時具備中國氣派和國際號召力的優秀音樂新作其實已經而且正在出現，盡管數量可能並不太多。但由於各種複雜的社會文化原因，這些優秀的中國音樂創作尚未達到（恐怕也不可能達到）“梁祝”的風行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梁祝”的成功是無法複製的，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再回到五十年前的時代。但正如“梁祝”是時代的產物，如何感悟、認識和理解我們自己的時代，可能這是當代優秀創作之所以產生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