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這張唱片中的曲目，均為二胡與交響樂隊而作。如此搭配，如是設置，顯然有特別用意。
二胡，公認是最具“中國性”的代表樂器之一（雖然其早年出身於他國異族）。而交響樂隊，則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兩相交合，將會演繹怎樣的傳奇？又會催生怎樣的聲響？
為品察個中滋味，不妨將話題扯得遠一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音樂開始了一發不可收的“現代性”進程。西樂東漸，中樂轉型。音樂以其特有的情緒感染力和心理感召力，參與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現代性建構中，其間留下一行行可圈可點的足跡，也上演一闋闋可歌可泣的華章。時代呼喚，中國品質，民族訴求，藝術追索——這些命題成為所有現代中國音樂家念茲在茲的“主導動機”，至今仍然縈繞不散。尤其，中西關係，交融還是對峙，抑或脫中入西，抑或以中化西，抑或揚中抵西，抑或內西外中，抑或內中外西，各種不同乃至對立的思想、態度、理念和立場糾纏在一起，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意識情結，為中國現代音樂的曆史進程平添一分複雜而多彩的色調。
說來有趣，在所有中國的本土樂器中，似乎正是在二胡上，最為集中地印證了上述那個複雜的中西關係糾葛的曆史文脈。自二十世紀早期劉天華在二胡創作上進行中西音樂元素成功交融的示範之後，諸多音樂家在長達近百年的“現代”二胡發展中，前赴後繼，不斷探索，用各種方法進行各類創作和演奏的嚐試與試驗，終於形成一條蔚為大觀的“現代”二胡音樂譜係。
二胡演奏家閔惠芬正是這個譜係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這位聞名遐邇的二胡高手不僅以自己的演奏實踐推進二胡的表演藝術，而且還以創作者的身份直接參與二胡曲目的寫作、改編和策劃。本張唱片中的樂曲，無一不是出於閔惠芬的直接推動、委約乃至構思。這是一份文獻，更是一份見證：它是閔惠芬對二胡藝術的追求結晶，更是這位演奏家與各位作曲家對音樂的中西合璧所做出的藝術性回應。
用交響樂隊與二胡合作，這種做法似乎是近年出現的舉措，並沒有形成普遍性的慣例。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即利用交響樂隊在音響配置上的豐富性和多維性，襯托二胡在音色與性格上的獨特性，從而在整體上拓展二胡的藝術表現力，提升二胡的音樂表達空間。另一方麵，聽眾或許也會產生好奇——這種中西相加的構想模式，音響上是否協調？音樂上是否有說服力？
雖然最後的藝術判定應該由廣大聽眾做出，但筆者相信，這張唱片中的八首樂曲已經就上述問題給出令聽眾滿意的解答。縱觀八首樂曲，大多完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此時的中國音樂界，隨著中國經濟的飛躍和中國文化的複蘇，對中西平衡和交融的問題，已有新解。我們看到，這張唱片中，既有中國傳統民間名曲的創編作品（楊立青的《哀歌——江河水》），也有對《二泉映月》《良宵》等二胡經典曲目的重新編配，還有根據《陽關三疊》《洪湖赤衛隊》《迷糊調》《拉駱駝》等原有作品的改編，更有原創性的作品（楊寶智的《川江》）。這些作品的音調旋律對於大多數聽眾而言，或耳熟能詳，或聲聲入耳，而樂隊的音響雖然絢麗多彩，但總體而言得到精心的控製（應該指出，在這其中，獨奏家和樂隊的演奏以及錄音的質量相得益彰）。故此，聽眾最終得到的聽覺印象，應該是一種對二胡的交響化精致潤色，或者說，二胡通過樂隊的交響性烘托，獲得了某種更加精微、同時又更加豐滿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