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須關注幾座散於諸洲的私人住宅，這幾座隱在高樹叢中的小院，那時候稱為講舍或者講院。它們集住宅、藏書、講學於一體，雖不像廟宇宏偉壯麗，規模極小，卻是當時中國的智慧集結地，是“淳熙四先生”舒璘、沈煥、楊簡、袁燮，與他們的弟子傾情講學的地方。其中楊簡開講於碧沚，沈煥講於竹洲，袁燮講於樓氏精舍，在宋文及翁《慈湖書院記》、元王應麟《廣平書院記》、《慈湖書院記》等文獻中可讀到當時的盛況。清全祖望在《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的描述顯得非常感性，“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湖上四橋”即指柳汀的東西兩座橋（今陸殿橋和尚書橋），花嶼的東、西湖心橋；“木鐸”為銅質大鈴，以木為舌，搖鈴舌動，發聲清越。富有精神征召感的木鐸之聲越過煙靄蒙蒙的水麵在空間裏鳴傳，這聲音裏還伴有抑揚頓挫的讀經聲，學友間問難的高聲爭辯，多麼讓人傾心向往的清明的氣場啊。
心學的起源可以直溯到孟子，它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倡導“心即理”，認為天理、人理、物理“隻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其實這正是孟子“浩然正氣”的時代複興；而海曙人又極求知行合一，主張“六經皆我注腳”，因此心學大師往往本身就是一個胸懷開闊、誌向高潔、身體力行、視通古今之人，可以垂範天下的人物：“甬上四先生”都是邊做官邊育人，不做官便終身執教，身體力行以德育人的教育家。這種可昭日月的踐行，必將超出師徒相授的意義，當我們把月湖書聲放到儒學史上來看，便明白當這裏書聲響起的時候，也正是陸九淵“心學”真正得到興盛之時。這些書聲也直接開啟了氣場宏大的浙東學派，由陸九淵心學到王陽明心學，再到黃宗羲經史學，道學相繼綿延六七百年不絕。這裏必須要說到一個人物——史浩。這位居家月湖寶奎巷的大宋相臣，這位北宋理學家樓鬱的三傳弟子，竭力向皇帝推薦儒家著名學者，如楊簡、陸九淵、朱熹、葉適、袁燮等等，他們都得到了朝廷任用。史浩又親自聘請楊簡講學碧沚講舍，並將此作為一種傳統在家族中前後相貫。史浩卒後，史浩孫史守之再聘楊簡為碧沚主講。楊簡在這裏培養了一大批人，《宋元學案.慈湖學案》記載，其學生有史氏世家的史彌忠、史彌堅、史彌鞏、史彌林、史守之五人，又有黃震、錢時、陳塤等五十六人，均學有專攻。
於是海曙的形象清晰地站立起來，我在想誰能夠代表海曙呢？是領一代風騷的史浩？是以楊簡為代表的“甬上四先生”？是宋元之交的王應麟？還是後來的張可久、範欽等？大師級的人物，在海曙實在是太多了，代代相傳，成為一道煌煌的風景線。不管哪一個人擔當海曙的形象大使，在他們手中都應持一書卷，或對月吟詠，或燈下冥思，或湖上憩坐，或把酒臨風，都非常自然、瀟灑。而我想，所有的海曙人都應是天然的讀書種子，每年一屆的王應麟讀書節中，海曙人踴躍參與，這種文化的自覺，讓我們感受到這種古文化根的潛在。
麵對中國的儒學發展史，常常困惑不已，為什麼偌大一個中國會在明代突然走向封建保守，甚至搞出了荒誕的文字獄，使得大中華的創造力急劇倒退？而又是為何在中國海岸線的中點，在傳統中國人視野之外的濱海之城，卻能產生中國儒學發展的突破？現在看來，這種突破是整個中華文明的成功拓展，而當王陽明心學傳到日本的時候，更是引起了一場心魂的革命，以致有人說日本文明是王陽明心學與西方科技的合金文化。中國人善於“以象盡意”，對於一個城市文明的解釋也同樣，寧波的城市口號“書藏古今，港通天下”，正是用充滿抒情的詩性表達一個城市的哲理品質（從音韻上講平仄也蠻協調的）：寧波是一個儒家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合金文化。這本“書”象征一座座藏盡古今書籍的浙東四合院，象征許許多多卓然不群的胸懷萬卷詩書的海曙人、寧波人。而“書”與“港”並不是割裂的兩個現象，是相依相生的關係，“書”提供的是一種審美情趣、價值取向與思維方式，沒有這本“書”無以開啟“港”“通天下”的局麵。
我們回想海曙建城的唐代，那時是書聲的開始，比如縈繞在月湖上的賀知章的詩歌；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商貿港口的開始，寧波是唐朝廷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日本的遣唐使節、留學生及高僧等多從寧波口岸入唐。但此時民間交往還是少數，多為官方的行為。當然海曙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南朝劉裕在三江口建筱牆，海曙至今還保留著筱牆巷這個地名，但唐代以前的海曙隻能算一個軍事基地。宋代開始，有為的寧波人，大力推進地方教育改革，培養富有真才實學的儒學人才。這裏包括像李夷庚、王安石、錢公輔、曾鞏、周邦彥和範成大等一批當時最頂尖的人物，在明州為官時對文教的推崇與弘揚。也有以群體性形象出現的“慶曆五先生”（楊適、杜醇、樓鬱、王致、王說）這樣的當地大學者對教育傾力培植，以及出現了以舒亶的懶堂、月湖柳亭樓鬱的樓公講舍為代表的民間書院，標誌著四明地域文化環境大大改善，標誌著本地域知識分子在人力構成中顯著低落的局麵得到初步扭轉；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本地區固有的文化人格，因為在之前，寧波遠離皇城，負陸麵海，受禮教約束不強，宗教氣氛、隱逸文化濃鬱，出世哲學嚴重化解了本地人對政治連同現世的關注熱情。這場變革中，一個不可繞過的偉大人物便是王安石。現在，海曙樓上還刻著他的一段話：“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勿棘勿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惟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這段話稱為《新刻漏銘》，我想每一個海曙人，或者是古代的鄞縣人，每當走過這座樓閣時，每當回身望望其巍峨的身影時，一定想起這位小小的縣令這些勤勉自勵之語，記起他宏大的“革弊維新”之誌，記起他最終在中國曆史上譜寫的驚心動魄的篇章。經世務實的新儒學，此時以輸入為主，在琅琅的書聲中，款款融入地域主體的血液中。海曙人，不，應該講是明州人，不再感到自己是邊緣人，不再以超然世外、特立獨行為其本位，古老的吳越文化有了全新生長的起點，真正意義上的寧波文化開始形成。全祖望如此描述：“數十年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縕褐，化為紳纓。”與此相伴的是，990年寧波設市舶司，同廣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稱為“三司”，除與日本繼續交往外，與朝鮮的往來顯著增加，在月湖的菊花洲上專門設立了高麗使館。
南宋的寧波則一步踏入了中國文化的巔峰，哲學、文學等等，均瑰麗不凡。與月湖邊上看到的全民生命狀態的自由綻放、學者探索宇宙哲思的高度同步，商貿的發展也達到了極致。史載1038年，陳亮等147位明州商人到高麗經商，貿易範圍擴大到真裏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羅（今印尼）、大食（今阿拉伯）等國；在台州的造船廠也移到了海曙的戰船街；寧波成為南宋朝廷對外最倚重的窗口。這種繁盛一直發展到元代，元代的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海運戶達1000餘戶；而元代寧波產生了王應麟這樣的承宋啟明的文化大師，他一生編寫33種書，700餘卷，博學程度罕與倫比，而其不經意之間編的《蒙訓》、《小學紺珠》、《姓氏急就篇》、《三字經》竟成了後代大多數中國人認識中華文化的啟蒙讀物。
明政府的理政能力一直受世人詬病，其海禁政策與文化鉗製政策是後封建時代中國發展的巨大障礙，寧波亦深受其害。但是寧波的文脈不斷，月湖邊的讀書聲不斷，月湖成為姚江書院派、浙東學派的核心活動區域之一。其中海曙人萬泰拜黃宗羲為師，在1668年3月邀請黃宗羲來甬講學，成立甬上證人講社，標誌清代浙東史學派的正式形成。而範欽在月湖邊建天一閣，及陸氏、全氏、徐氏等文化家族名士輩出，最能體現這種文化薪火相承的強健意誌。文禁沒有阻止寧波人治學的發展，同樣海禁也不能阻礙寧波人對貿易的渴求。港口貿易從海曙的東門口外移到雙嶼港（今六橫島）。據說在最繁華的時候，葡萄牙人在島上建有兩座教堂、一座市政廳、兩家醫院和上千幢私人住宅，葡萄牙人、中國人、暹羅人、婆羅洲人等在這裏和平相處，自由貿易。此時又有不少海曙人轉而到內陸各省尋找商業機會，孫春陽把南貨鋪開到了蘇州，藥材商人把貝母這類藥材賣到了北京及沿江沿河的城鎮，在北京海曙的藥材商人還成立了“鄞縣會館”（海曙即鄞縣古縣城），成為寧波幫的先聲；海曙至今還保存著一條街的名稱叫藥行街，一個古老的廟宇叫藥王殿，可以想象海曙作為當時中國藥材總部的繁忙。抗倭戰爭勝利後，明政府逐漸放開海禁，因中外貿易中斷而衰落的海曙，迅速恢複往日的活力，東門口的帆船又如雲彙聚。海曙人如孫氏等，與鎮海十七房鄭氏、方氏、李氏，慈溪（即今慈城）董氏，在北京組成“浙慈會館”，與紹興人在江蘇常熟創立“寧紹會館”，在漢口設立浙寧公所等，從事行業擴大到海鹽、豆類、雜糧、藥材、南北貨等。到了乾、嘉年間，支撐貿易發展的寧波錢莊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當時的寧波江廈街，成為錢莊業的集中地，“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廈”的說法就是起於這個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