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周地利出獄後，戴著墨鏡，挎著彎刀，一副土匪入戶的打扮，好像十幾年的牢獄生活並不是他的恥辱仿佛成了他的資本。他無房無妻無田地，整天躺在村長楊得意的家裏要吃要喝。楊得意敢怒不敢言，又不敢得罪他。另外，周地利在他家裏吃喝，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給他與那個女人的偷情帶來了不便。他趕緊給時任安瀾縣副縣長的弟弟楊得貴打電話，說周地利從監獄回來了，鑒於他跟陳家珍之間的仇怨，趕緊將在鎮聯校教書的陳家珍調往外地工作，免得被周地利尋見，發生人命關天的血案。在楊得意的威逼利誘下，又害怕周地利找她尋仇，陳家珍隻得死了對周天時的那份念想，離開建豐鎮調往安瀾縣教育局工作。與此同時，楊得意動員馮家將“搖光居”讓給周地利住，時不時地招來村紙廠的廠長方小川陪他喝酒、打牌，使他安穩了下來，成為楊得意手下的一位“門客”，以期日後為楊所用。
一天，搖光居裏來了一位乞討的女人，頭發蓬亂，衣衫襤褸。周地利將她喚進屋內洗了一下臉，轉身為她舀米之際一腳踩翻了米壇子。周地利以讓她擇淨摻在米中的石子為由，將她挽留了下來。見她小自己10來歲，手腳麻利，會操持家務，身上的幾處“小作坊”沒有一處停業的，男耕女作棋逢對手，便娶她為妻，後生下一個“秋北瓜”，這是村裏人對他和他兒子的戲稱。趕上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他分到了田地，加上媳婦能幹，衣食無憂，也算實現了他亡父生前未能實現的遺願。
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村務工人口開始大規模地向沿海一線城市轉移，城鄉條件和文化建設差距越拉越大，住在農村的周地利耐不住農村的寂寞，經不住城市的誘惑，便組織起了一個演出隊，女多男少，成分複雜，開始往城鄉結合部和城市轉移，過起了他“睡四方”的令人心動的日子。
2000年的一天，他也想學我父親的樣子，從農村闖出一片天地來，挽回年輕時落在村裏的壞名聲，便從外麵買回了一台收割機無償送給村裏，沒想到這一舉動被“三白話”的兒子楊得意派上了用場。
那一次正趕上村委會換屆選舉，村委會主任楊得意一心想把自己的競爭對手林大水打壓下去，不給他上台執政的機會，特地請來一位記者采訪周地利，讓他當著全村選民的麵說說心裏話。不知是他的原話，還是楊得意與記者的杜撰。周地利說：“在村委會主任楊得意同誌的幫助教誨下，我的覺悟提高很快。我愛家鄉，愛農村，愛我腳下的這片土地……褲子上穿了一個洞，得想方設法把它補好；從哪裏跌倒了，就要從哪裏爬起來……我相信在上一屆村委會和村委會主任楊得意的帶領下，在他製定的‘五金一樓’施政綱領（即楊得意承諾的任期內讓村民戴上金項鏈、金耳環、金戒指、金手表、金領帶，住上小洋樓）的帶動下，我們幸福裏村老少爺們的生活會越過越好，道路會越走越寬廣……”周地利這麼一煽動，連過去的犯罪分子都被楊得意給轉化了過來，都說楊得意的好，一些立場不穩的選民把本應投給林大水的票轉而投給了楊得意，把林大水的票給打壓了下去，結果使楊得意以微弱的優勢獲勝，繼任幸福裏村的村委會主任。
“當時有些人太愚昧了，有些人太狂熱，法製不健全，科學也沒現在這麼發達。”周地利一和我走到一起，就直呼他比竇娥還冤：“你幫我找找陳家珍吧，還有過去的那個姑娘李大嵐！我要問她們當初是怎麼想的，我到底把李大嵐怎麼啦？”
曆史上發生的某些事，顛來倒去是無法核實清楚的，核實不清楚，後人便拿它來戲說。我對他說：“我可以替你寫一寫，但我也寫不清，這就是命運。在那個有天時、沒地利，有地利、沒人和的特殊時期，被耽誤的也不隻是您那代，被冤枉的也不隻是您一個，您就好好活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