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唯物史觀與中國社會問題的結合使李達的學術生涯躍升到一個新的階段。馬克思主義首先是時代的產物，然後才是時代的指針，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就是貼近現實、走進現實、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自由資本主義即將達到全盛的重要曆史時期開始政治和科學的求索活動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較充分發展及其內在矛盾的較徹底暴露和逐步展開，勞資矛盾的對立和工人運動的興起，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更直接、更強烈地感受到科學解決時代課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要解決時代課題，就需要深刻認識這個時代的最主要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製度。要認識資本主義，又需要把它放在整個曆史長河中去考察，回答人類曆史向何處去、資本主義向何處去、無產階級向何處去等時代課題，從而揭開人類曆史發展之謎。這些時代課題是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決時代課題中創建了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也正是帶著馬克思主義能夠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期望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首先得到傳播、運用和發展的是唯物史觀。而現實問題的基礎就是經濟問題，因此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關注是自然而然的。例如李達對經濟問題一直是關注的，但20世紀30年代以前由於理論的局限性和社會革命活動的影響，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理解還是淺層的、感性的，所提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有時是比較激進和偏頗的。以至於有人認為，李達在20年代參加社會主義問題的大討論中，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缺乏了解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其論述的力度。而20世紀30年代前後，李達能夠轉向經濟學研究，有著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麵的原因。從實踐方麵來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有了集中的反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更為生動、鮮活的材料；從理論方麵來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和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當李達開始自覺地將作為理論體係的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相結合，將作為方法論的唯物史觀與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相結合時，就表示李達的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理性的層次。
第二節 與經濟學的結合是唯物史觀傳播的新路徑
20世紀30年代期間，李達的經濟學轉向不僅是其學術方向上的新變化，也是他傳播唯物史觀的新路徑。實踐性是唯物史觀的理論特質，唯物史觀的實踐特質使其在中國得以傳播和發展。因為在唯物史觀的治學中重視實踐理念，所以20世紀30年代李達的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重要特點，那就是自覺地使唯物史觀與經濟學結合，或者說是使哲學向經濟學回歸。
一、唯物史觀傳播新路徑的哲學基礎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一大批進步的理論工作者不畏國民黨統治區對進步文化運動所實施的文化“圍剿”，大量翻譯、研究、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使馬克思主義傳播出現了一個新高潮。當時他們主要集中在上海，使上海成了當時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中心。大革命失敗後，李達為躲避反動派的逮捕，於1927年冬由武昌潛往上海。1932年5月，他受上海地下黨組織委托到泰山為馮玉祥將軍講授唯物史觀，後於同年8月前往北平大學任教。李達在上海住了四年半時間，經曆了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的新高潮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重點的轉變，對其哲學思想的發展和經濟學研究的思維方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他開辟自己的唯物史觀傳播新路徑提供了社會理論基礎。
1.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出現新高潮
當時，在引進原著方麵，先進知識分子翻譯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蘇聯等國哲學家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使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出版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時人對1929年的評價是“社會科學的出版物風行一時的年頭。……新興社會科學類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書籍占絕大多數”【22】。
1927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的中文全譯本較少，多是節譯或摘譯。1927年以後，中文全譯本增加了。1928年，林超真編譯的《宗教·哲學·社會主義》一書出版，包括恩格斯的《原始基督教論》、《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及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同年11月，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的人種由來說》（即《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由陸一遠翻譯出版。1929年6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由李膺揚翻譯出版，這是中國自10年前開始翻譯介紹這部著作以來首次出版的全譯本。同年7月，上海中外研究會翻譯出版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是該書第一次以單行本出版。在1930年至1938年間，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共有5種譯本。1929年和1932年，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分別出現了兩個版本。1930年2月，李一氓譯的《馬克思論文選譯》，以列寧的《卡爾·馬克思》為代序，收入馬克思的《黑格爾權利哲學批判》、《法蘭西唯物論》等10篇論文，其中7篇第一次被譯成中文。1930年和1931年，《政治經濟學批判》有了兩個版本。20世紀30年代傳播《資本論》的工作有了新進展，主要標誌是開始轉入研究《資本論》原著。傳播者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項是翻譯《資本論》，1930年10月，由陳啟修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出版，這是中國第一個《資本論》中譯本；另一項是著述馬克思的相關經濟學說，李達是其中較著名的傳播者。【23】同年11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由吳黎平翻譯出版。1932年8月，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杜畏之譯）首次全文出版。【24】到1932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經典著作都有了較完整的中譯本，為李達全麵理解、掌握、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與此同時，蘇聯哲學家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30年代也被大量地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甚至影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哲學研究的重點。由於蘇聯是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一個取得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在共產國際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響，蘇聯哲學家的著作常常被當作最權威的、最正確的版本。1930年前後，普列漢諾夫、德波林、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被譯成中文的較多，影響很大，後來針對德波林哲學中存在的機械論思想，李達還予以了批判。1932年以後，蘇聯3本著名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西洛科夫、愛森堡等合著，李達、雷仲堅譯）、《新哲學大綱》（米丁等著，艾思奇、鄭易裏譯）、《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米丁等著，沈誌遠譯）陸續在中國翻譯出版。這3本書在當時被視為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對中國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中國哲學界規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內容和模式。【25】李達在構建哲學理論體係，撰寫《社會學大綱》時對此有不少借鑒，同時也為他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辯證思維工具。
2.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呈現新重點
20世紀30年代翻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以對唯物辯證法的介紹為主，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重點轉變的一種表現。在中國早期，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以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為主。大革命失敗後，在反思革命的經驗教訓和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質、特殊矛盾、特殊規律的同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感受到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性，因此，唯物辯證法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重視，得到了係統傳播。30年代，以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在介紹唯物辯證法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艾思奇的第一篇哲學論文《抽象作用與辯證法》發表在“社聯”所辦的《正路》雜誌創刊號上。這篇文章闡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運用的辯證思維方法的科學性。吳明修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提到：“我們欲正確地了解社會現象的實質，就不能不采取唯物論的觀點，而唯物論又隻有在采取辯證法的思維方法時，才能成為真正的美滿的唯物論。”【26】叔明在《哲學研究大綱》中認為，哲學研究第一步就是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應最先閱讀辯證法唯物論的入門書，然後精讀有關名著；第二步應該研究辯證法唯物論本身的曆史；第三步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史的發展；第四步研究現實各種非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27】這些文章體現了他們對辯證法的實踐價值和研究方法的認識。
李達非常注重唯物辯證法的傳播和研究，把唯物辯證法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突出位置，認為唯物辯證法是科學的曆史觀與科學的自然觀的統一，是黑格爾辯證法中實踐概念的批判展開。他強調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創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闡明了曆史領域中的辯證法，其次由曆史的辯證法進到自然辯證法，而在社會的實踐上統一兩者，以創造出具有科學世界觀的唯物辯證法。李達所著的《社會學大綱》經曆了三四年的時間才得以完成，從中可以看出李達的思想在隨著中國傳播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大趨勢而不斷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