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之所以能成為李達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工具，還與李達20世紀30年代前後在學術研究上實現的經濟學轉向有關。李達的經濟學轉向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經濟學研究的開端階段，以1929年1月出版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為代表，這是他在中國革命低潮時期對中國革命前途問題的理論探索成果。李達在書中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產業革命的特點、趨向，闡明了中國社會的性質，論述了中國革命與中國產業革命的關係和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與前途等問題，體現了李達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特點。這是中國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比較係統地闡述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第一本著作，受到國內外的重視，很快“被譯為日文和朝鮮文，使中國馬克思主義著作最早走出國門”【13】。這表明李達在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從經濟理論上深入探索中國革命的規律問題，在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方麵又進了一步。此書與其他經濟著作一起，彌補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經濟缺乏科學理性的係統分析的缺陷，標誌著李達轉向經濟學與哲學相結合的學術路徑的開拓和確立。
第二階段為李達經濟學研究的開拓階段，以1935年發表的《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為代表。前者是他準備編寫的《中國現代經濟史》的一部分，後者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之作。在這一階段，李達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以後，開始真正運用經濟學研究方法集中、理性地深入探討中國社會問題。
第三階段為經濟學研究的成熟階段，以《經濟學大綱》【14】為代表作。在《經濟學大綱》中，李達運用嫻熟的唯物史觀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進行了全麵闡述，是李達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總結。從理論的深度和係統性來看，該書不僅是李達理論水平最高的經濟學論著，而且在當時理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人們普遍認為，研讀此書，不僅有助於全麵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對於推動中國社會革命和經濟建設都具有啟迪意義。李達將該書寄贈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曾向延安理論界推薦此書。毛澤東說：“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15】通過這三個階段，李達實現了哲學與經濟學研究相結合的學術轉向。
那麼，李達為什麼要進行學術的轉向呢？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觀和價值訴求所決定，又與李達學術研究的背景有重要的聯係。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麵原因：
1.認識中國社會性質的需要
李達轉向的原因之一是為了更好地解析中國社會問題、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從而提出合理的社會變革的途徑。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革命的前途如何？這些是每個馬克思主義學者必須研究和回答的最迫切的問題。研究政治問題可以通過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得出結論。鑒於大革命失敗後，怎樣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是理論上亟待解決的問題，為了認識中國國情，李達介入了經濟學領域，這也是唯物史觀研究進一步深入的必然趨勢，由此才能更加切實地把握中國社會，回答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問題。
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共產主義者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革命性質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托洛茨基於1927年寫了《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同年7月，他又與季諾維也夫等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托洛茨基在對中國國情和革命實際並不了解的情況下，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進行了分析。他看到中國經濟基礎裏存在一部分資本主義企業和極少數資本主義形式的農場，於是就認為封建主義在中國已經不占重要地位了，中國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他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侵略的原因，主要在於中國關稅製度不好，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因”是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者的控製，因此，中國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反關稅的革命。與托洛茨基同屬於一派的拉狄克認為商業的發展已經蠶食了封建勢力，認定中國早已是一個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提出中國農村的農民鬥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殘餘，不如說是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斯大林多次批判過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的觀點，指出托洛茨基等人的基本錯誤在於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意義，不了解中國封建殘餘及其官僚軍閥上層建築是中國國內壓迫的主要形式，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全部財政和軍事力量是支持、培植、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官僚軍閥上層建築的力量。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對封建殘餘的鬥爭與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合”【16】，中國土地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基礎。
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分歧，直接影響到中國國內的論爭。1928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國的實際，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觀點，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見，認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帝國主義、進行土地革命是中國當前革命的兩大任務。但在中國輿論界還存在著歪曲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觀點。陶希聖、周佛海等“新生命派”鼓吹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全麵否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托陳取消派”認為，大革命之後社會性質的變化“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是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相對於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它們的階級力量之比重”【17】，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無產階級隻能通過“合法議會”進行合法活動。以嚴靈峰、任曙為代表的“動力派”認為，“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18】。這些觀點發表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李立三、張聞天等人立即撰文予以批駁。【19】
在這樣的背景下，僅僅在理論上進行抽象的批判已不夠，更需要實證研究的支撐。為了更深入地弄清中國社會性質的真正情況，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經過調查研究，從經濟結構角度深層次地分析了中國現狀，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作出了科學的論證和係統的理論分析。第一個從經濟角度係統分析中國社會的是李達。【20】李達主張讓事實說話，寫出了一係列現實性很強的文章，運用鮮活的統計材料說明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性質。他在1929年出版了3部頗有影響的專著：《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社會之基礎知識》和《民族問題》。他通過對國內外大量統計材料的分析，列舉了各方麵的經濟事實，對中國經濟結構中所存在的三種經濟成分即帝國主義殖民經濟、封建傳統經濟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作了細致的考察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雖然經曆了產業革命，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勢力和封建製度的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並沒有成為主導性的經濟成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握有最高統治權，民族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代表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李達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給了一個很好的回答。
2.分析民族資本主義的需要
20世紀30年代前期，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理論批判的學說，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中國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解讀馬克思理論提供了活的材料和獨特性。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發展前景如何？能否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這一係列問題也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予以解答。
3.學術道路發展的結果
20世紀30年代，由於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入，又亟須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指導，李達開始集中地宣傳和研究唯物辯證法，使其與唯物史觀有機結合，並全麵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發展到較高境界，為其研究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的更多的傳入，又為李達進一步研究中國現實問題提供了更多的理論資源。此外，李達被數所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由於授課的需要，李達在著重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又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學領域，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領域。1930年以後，李達開展了更多的經濟學翻譯和論著工作。這一時期他翻譯了1本哲學類著作、6本經濟學類著作，包括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河西太一郎的《農業問題之理論》、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米哈列夫斯基的《經濟學入門》、河田嗣郎的《土地經濟論》和拉比托斯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等。他翻譯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中國最早的中譯本。李達在傳播《資本論》方麵也作出了重要貢獻。直到1936年，我國才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全譯本，其他卷次的出版更在其後。因此，可以說《經濟學大綱》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全麵係統闡述《資本論》原理的最早著作。【21】且從內容上看，它也不乏創新之處。《資本論》前三卷各以一卷的篇幅先後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分配和流通問題，《經濟學大綱》的第二部分遵循了《資本論》前三卷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體係，但在內容的選擇上，又有所不同。《經濟學大綱》集中闡述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各以五章篇幅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分配，而隻以一章的篇幅論述流通問題，突出了剩餘價值由誰生產和怎樣分配的問題，突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係。這樣的內容安排，為人們認識世界曆史時期半殖民地國家在資本主義體係中的經濟、政治地位提供了明確的實證材料，滲透著強烈的實踐意識和革命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