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史觀傳播新路徑的經濟學基礎
1.馬克思經濟學著作新發現的影響
20世紀20年代以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著相繼得以發表。1924年《德意誌意識形態》的第一章《費爾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發表。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則於1932年第一次全文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國際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這一係列論著的公開出版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呈現得更加完整、豐富和準確，也為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更為準確的方法論。李達不僅第一個敏銳地注意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重要文獻價值，認為“馬克思的徹底的哲學唯物論在《經濟學—哲學的草稿》中已經完成了它的基礎”【28】，而且李達還從中發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法的特色，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與曆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的研究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唯物史觀（包括曆史唯物論和曆史辯證法）的產生是對社會實踐研究的結果，經濟學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論思想奠定了實踐基礎。“科學的曆史觀——曆史唯物論的重要思想”研究的“更深刻、更具體的開展，便是經濟學的研究”【29】。《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1843年11月開始研究經濟學以來的成果，“由於這類的研究，暴露了曆史的發展法則，預見了布爾喬亞社會的發生發展及消滅的傾向，指示了否定這種社會的主體是普羅列達裏亞”【30】。馬克思深入經濟學中探討曆史規律的研究方法對李達傳播和研究唯物史觀產生了重要影響。
2.建立經濟學與哲學的密切聯係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研究的動態過程對李達哲學思想的影響，說明李達在已經掌握唯物史觀基本精髓的基礎上，又擁有了分析社會問題的新的思想武器。李達積極吸收了這些新發現的理論成果，並運用到自己的哲學和經濟學研究中。對唯物辯證法的集中研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全方位的認識，為李達經濟學的係統性、學理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而經濟學研究又為哲學提供了確切的依據。在這一時期，李達的哲學和經濟學研究齊頭並進，一個提供思想的工具，一個提供實踐的佐證，具體表現在李達的兩部巨著《經濟學大綱》和《社會學大綱》的相互促進。其一，二者的寫作時期相同。《社會學大綱》最早的版本是1935年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鉛印講義，1937年出版修訂本。《經濟學大綱》最早的版本也是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鉛印講義，至1985年才出版單行本。【31】其二，二者的思想方法相同。它們都堅持從實踐出發，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分析問題。其三，二者的研究歸宿相同。不管是《社會學大綱》還是《經濟學大綱》，都以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曆史命運、革命前途作為研究的落腳點。其四，二者的研究目的相同。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革命由低潮轉入高潮，抗日運動風起雲湧，時代需要革命理論，李達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成為武裝戰士的精神武器。
因此，李達研究經濟學，或者說他將經濟學與哲學相結合的研究範式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生涯具有重要的意義。李達的經濟學研究既有研究中國經濟的客觀需要——中國當時正處於經濟形態大變革的曆史時期，又與他從事教學活動有關，其研究成果成為指導學生聯係中國實際從事哲學或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教材。劉滌源學者曾撰文回憶李達論著對他的影響：“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找到李達教授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兩部講義：《社會學大綱》和《經濟學大綱》。我把這兩本書從頭到尾，讀得相當用心。從此，我對社會的經濟結構、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學說等，開始有了一些了解。這是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一課——發蒙的一課。這樣，李達教授成了我在這個領域的發蒙老師。我雖然沒有聽過他的課，但衷心尊敬他，以私淑弟子自居，奉他為私淑老師……李達教授一生的重要業績之一是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科學真理，我就是一個受益者和見證人。”【32】這段話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影響，也顯現出李達在這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關係。這種研究關係表現在，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方法論，同時通過經濟學研究豐富和補充哲學理論。
三、唯物史觀傳播新路徑的方法論基礎
1.主張理論研究以國情所需為旨歸
李達認為，研究經濟有助於了解國情、認識國情、分析國情、總結國情。李達之所以有異於同時代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麵就是他重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李達認為，經濟學研究是了解中國社會的必備手段，同時創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哲學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要求。正是因為重視經濟學研究，使李達能夠更好地解析社會問題，更深刻地揭示社會的本質，更有效地提供價值工具。李達通過大量經濟事實的數據分析和理論推理，界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為中國革命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李達在其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的一係列著述（包括《現代社會學》、《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社會之基礎知識》、《民族問題》、《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社會進化史》等）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論點，站在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世界曆史時期的高度，以中國現代化為尺度，就中國社會發展的一般路徑、中國民族革命與人類社會一般進程的關係以及產生中國社會經濟現狀弊端的原因及其發展趨勢進行了細心的梳理，代表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前沿理論水準，反映出李達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以及善於將基本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與曆史相結合的開放的理論視野。“在中國近代經濟學史上，他是最先提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中國經濟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33】
2.反思與彌補理論傳播的局限
李達在大革命失敗後對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局限性進行了總結性反思。他從初期文本中發現了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麵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不夠準確，對社會主義的把握不夠正確，對中國社會性質和發展道路的認識不夠完整，並試圖通過深入的經濟學研究予以更正。通過經濟學研究，李達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與曆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充分肯定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包含的勞動—實踐觀點對唯物史觀的創立具有開創性意義，肯定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對唯物史觀創立的重要貢獻。通過經濟學研究，李達開始對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自覺的認識。李達的一係列經濟史論著，如《中國產業革命概況》、《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社會進化史》、《經濟學大綱》、《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等，對中國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生成與發展的動力和進程都作了相當深刻的分析。
3.重視經濟問題的曆史淵源
李達認為“事物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曆史的過程”，所以對對象的討論不能隻作為曆史的碎片來被研究，必須放到曆史境域中，看到曆史的間斷性與延續性的辯證關係。李達在《社會學大綱》裏提出了“社會過程反映論”的思想，即“曆史唯物論是具體的社會過程的反映論”【34】。所謂社會過程的反映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運用於社會曆史領域，具體考察社會曆史發展過程及其轉變，也就是要對社會的構成形態之自然史和社會過程展開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研究，在社會曆史實踐的基礎上考察人類的認識過程，發現人類社會最一般的發展法則及特定發展過程和階段的特殊法則。李達考察勞動、商品、貨幣、過渡期經濟等範疇時，就運用了這種認識方法。
李達還提出，要用曆史過程論的方法研究先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和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例如對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研究，李達指出，隻有理解了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和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與去跡。
4.堅持唯物史觀在經濟學研究中的方法論意義
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性和價值性為分析中國社會問題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達在經濟學研究中非常注重對唯物史觀的運用，他指出，“依據科學的社會學的指示，社會分為基礎與上層建築兩部分。社會的基礎，是生產關係的總體，是社會的經濟構造；社會的上層建築，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35】。這裏所提到的科學的社會學，既是暗指馬克思主義理論，又是指以社會曆史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李達進一步從“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的角度去提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他認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社會科學是以各種社會關係為對象的，而社會關係即在社會中形成的人與人的關係。但是人類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經濟學究竟研究哪一個種類的關係呢？李達指出，要答複這個問題，必須根據“科學的社會學”的結論，說明社會構造內部各部分的關聯，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分析得出經濟學的對象在社會構造中所占的位置。因此，“經濟學的目的，在於暴露特定社會的生產關係的範疇”【36】。李達對經濟學對象的定義，體現了其唯物史觀思想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在《貨幣學概論》中，李達運用曆史辯證法分析了貨幣的本質和貨幣的曆史。他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貨幣的諸現象之中去把握其一般的、主要的、統一的東西，把握必然的合法則的聯係”。對貨幣現象的分析要借助哲學的方法，因為貨幣現象“是極其錯綜複雜的混沌的東西”，這就“不能用感性的認識”，而隻能“運用抽象的思維能力”去把握貨幣的本質。【37】在《中國現代經濟史之序幕》、《中國現代經濟史概觀》兩文中，他嫻熟地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現實和經濟事實，提出應該從經濟基礎出發研究中國社會形態，批駁從上層建築入手研究中國社會的方法。
綜上所述，李達的經濟學研究對於其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其哲學研究對其經濟學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從李達的經濟哲學研究路徑看，他認同哲學不是抽象的哲學，經濟學也不是抽象的經濟學；它們在思想方法、研究對象、研究途徑、價值目標、研究成果等方麵具有諸多的共通性。因此，在李達的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既有經濟學的成分，也有哲學的成分，還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分。如1926年李達出版的哲學論著《現代社會學》，在第十四章介紹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在1929年出版的哲學文章《社會之基礎知識》的第二篇“現代社會之解剖”中，他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觀點解剖現代社會，並分析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和貨幣、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資本生產過程、資本主義的矛盾等基本原理。由此，我們可以把李達經濟學研究中的哲學思想看成李達哲學思想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使其成為真正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用理論為揭示曆史之謎這個最大的實踐價值服務，而不是三大組成部分的各自為陣。按傳統的教科書模式，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劃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同時它們之間是相互聯係的。這種劃分並不是馬克思本人的意思表達，事實上馬克思哲學的許多重要思想正是在經濟學分析中形成和完善的。因此，與同時期的其他哲學家相比，馬克思所推動的哲學革命在本質上是跟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分不開的。“在研究馬克思的哲學方法論時，不能撇開經濟哲學方法這一線索，否則容易導致錯誤的結論。”【38】僅從這一點來看，李達很好地繼承了馬克思重視分析和概括經濟事實的理論特質。
馬克思是從1843年底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其經濟學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性成果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李達在係統研究經濟學的時候，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剛剛公開出版，李達是第一個關注到《189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重要價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這裏我們不由得會發出疑問，為什麼是李達第一個關注到的呢？是曆史的巧合，還是上天的恩賜？可能都不是。可能是相似的問題境域的曆史再現，使李達具有了發現《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敏銳力。物質利益問題促使沉浸在抽象哲學推理中的馬克思不得不直接麵對現實問題。在對世界曆史的研究中，馬克思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物質利益對曆史進程的決定性影響以及重大政治事件背後的經濟背景的製約。馬克思本人的哲學方法論也從抽象的人道主義轉變為實踐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在經濟哲學方麵的思想發展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他對無產階級曆史使命的理論論證上的思想發展過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經濟哲學方法的發展過程，同時就是他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的曆史過程。”【39】同樣地，中國社會因外力被迫麵臨現代性轉型，中國社會麵臨現代性轉型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和現實途徑在“哲學視野”裏是無法解決的，隻能在更為基礎的“經濟學視野”裏去發現問題和尋找答案。正是有這樣一種思維路徑，因此，李達與許多同時期的哲學家不同，他很自然地認為馬克思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以實踐為理論基礎，以實踐為方法手段，以實踐為價值目標。馬克思經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梳理，實現了他過去的“哲學視野裏的哲學問題”向後來的“經濟學視野裏的哲學問題”的轉變。毫無疑問，李達從革命家到專職理論家的轉變，也經曆了類似的學理轉變，即從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部分原理於中國革命實踐和對社會問題作出論斷，到真正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分析中國的經濟事實，從而得出科學的論斷，這是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解釋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轉變。
第三節 唯物史觀與中國產業革命理論的構建
產業革命理論（工業革命理論）是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論板塊。它既是對唯物史觀思想的運用，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體現。就馬克思思想的內涵和生成而言，產業革命理論是不可剝離的部分。恩格斯在總結馬克思一生的偉大學術成就時，談到了馬克思對科學技術所引起的工業革命的密切關注：“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曆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40】工業革命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與變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入分析幫助馬克思創立了唯物史觀和科學的剩餘價值學說。“從文明形態及其發展的角度上看，馬克思思想既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是工業文明時代最偉大的社會科學思想成果，又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科學的工業革命理論及其創立和發展是貫穿於馬克思整個思想體係及其創立和發展過程中的一條主線，馬克思的工業革命理論既是一種科學的社會批判理論，又是一種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41】李達在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的過程中，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現代工業革命對曆史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的重要思想。這些思想引導李達開始思考產業革命對世界曆史境遇中的中國社會性質和曆史命運的重要關聯和影響。以產業革命為核心的相關理論在李達的唯物史觀和經濟學研究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