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惜冗長地引述《地糧》因為我始終認為紀德全部作品中要數前期的《地糧》與後期的《偽幣製造者》最足代表他的特色。全部紀德思想已都在《地糧》中暗暗萌芽。由於強烈的詩情與意象，《地糧》往往被誤認作僅僅是歌頌欲望與本能的一本書。誠然，它容易予人以某種放浪，過激，或竟極端具有破壞性的印象，但紀德積極，明朗，建設性的倫理觀確是藉摧毀了一部分舊道德與舊傳統才被建立起來。紀德始終令那些衛道或衛教的人士皺眉，不斷遭受他們的圍剿，正因為他的思想徹底地破壞了他們的巢窠。他不怕使別人或自己出醜，把一切腐爛搬了出來曝曬在美麗而赤熱的陽光下。
紀德幾近六十年來的寫作生活中前後發表小說，詩，戲劇，文藝論文，日記，雜筆等五十餘種。我已說過紀德作品中以小說占主要。但他大部分的小說都是以“反麵”作出發的，也即他自己所謂“否定性，諷刺性，或批評性的作品”。其中隻有《偽幣製造者》他自己承認是“小說”（Roman）。但這部小說在題材與結構上都是非常獨特的：它不僅書中有書，而竟把“藝術創造”本身也作了其中的主題之一。小說家不僅采納了“現實”，而更企圖要表達出如何使“現實”成為“藝術”所經的過程。
紀德的作品大體可說是剛性的思想配合了柔性的藝術。他的藝術中並無咆哮與呼號，自然更無口號。他以纖淨峻嚴的文筆暗暗地道出了人生的諸問題。他作品所發揮的力量是內在的。它引起你的饑餓，引起你的焦渴；它引起你的不安，使你發生疑問，從而激動你去作進一步的探究與思索。假定一般作家的作品著重於“解答人生問題”，紀德的，則是“提出人生問題”。他的每一作品幾乎都代表一問號。“使你苦惱，正是我的本務。”他曾說。從否定作出發的紀德，其精神卻是勇往地肯定的。
去年他在黑龐（Liban）所作的一篇演講中（參閱《文藝複興》四卷一期拙譯紀德：《文壇追憶與當前問題》），結尾說：
在這時候，當我看到構成一個人的價值的一切——其人格，尊嚴，生活中的希冀與生存的理由——都落入在四麵八方所襲來的危難中，在這樣一個時候，正由於認識有一部分年青人，盡管是少數，盡管被分散在天涯海角，他們並不息肩，他們依然保持著他們道德上與精神上的真誠，他們抗議任何試欲影響，蔑視，或鉗製思想與征服靈魂——因為被株連的確是靈魂自身——所發的專斷的號令與企圖，正由於認識這些年青人——大地的鹽分——是存在的：這才使我們年長者放了心，這才使我，老得行將離開大地，不致於絕望地死去。
我相信小民族的力量。我相信少數人的力量。這世界將受少數人拯救。
但奇特的是紀德作為“作家”的命運。紀德於二十二歲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說《凡爾德手冊》時也曾懷過一個少年作家一舉成名的雄心，事實這書的出版並不曾引起當時文壇任何反響。此後幾近二十年間的作品連《地糧》在內也都經曆了同樣的命運。他在《地糧》一九二七版序文中說：“沒有一個批評家曾提到過它。十年中它正好銷出五百本。”但這遭遇卻像他初期在生活中的窒息一般替他覓回了意外的覺醒與解放。由於讀者與批評界的漠視，正像一下子擺脫了他們的目光，從此紀德換回了無限的自由。和斯當達耳（Stendhal）一樣，紀德開始想：我的作品是不能為同時代人所理解的，更後，多少年後……從而造成他一種殊異的風格，無限的廣度與深度。此後他就一直抱了他的作品隻為下一代而寫的信念，因此他的作品初版時隻印幾十本或幾百本。“對我，”紀德曾說，“問題不在如何能成功，而是如何能持久。”他的估計並不曾錯誤。隔著五十個年頭來看，一切都成諷刺。我在今年春天收到的一九四三版的《偽幣製造者》，一版即印十萬部。戰後紀德任何作品連在巴黎的書店都不易購得。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五十年日記》今年春天在巴黎黑”市上售價一萬五千法郎，而事實上還很難買到。
自然，紀德的聲譽並不從今日開始。他以一九〇九年出版《窄門》成名，而到第一次大戰以後，年青的一代方在他的《梵諦岡的地窖》（一九一四出版）中覓得了他們的理想，紀德才一躍而成負荷本世紀時代精神的代言人。三十年來紀德在法國文壇的地位最可比作當年魯迅在我國文壇的情形，換言之，一麵不時受敵對陣營頑固分子的襲擊，另一麵則是企圖藉論爭為一己獲名利的偽前進分子的挑釁。但他對雙方都從不還手，因此當烏雲消散後，真理反愈顯得明朗。三十年來紀德不僅是法國文壇的長者，青年們精神上的導師，而他的影響所及實並不止於文藝：一九二七年《剛果紀行》中揭發法國殖民地的黑暗，一九三〇年代這六十老翁思想的突然明朗地走入左傾，以至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都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而轟動世界性的事件。人們少不得因他的這些舉動而感到困惑，而在紀德自己，由於把一己的真誠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對世俗的褒貶倒反處之泰然。在一生中他從不加入或附和任何黨派。“對我，最主要的是能讓我自由地思想。”“政治的險惡性在此：你所信奉的黨派沒有不把你拘囚起來；當你退出時，沒有不顯得是一種背棄；在黨派中個人的真誠無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