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夏天，蔣子龍應邀來石家莊參加一個作品討論會，當我問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時，蔣子龍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賈大山，他們是中國作協文講所的同學。是個雨天，我又一次來到正定。蔣子龍的到來使大山顯得興奮，他們聊文講所的同學，也聊文壇近事。我從旁觀察賈大山，感覺他形容依然憔悴，身體更加瘦弱。但我卻真心實意地說著假話，說著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需要鼓勵的，這一日，大山不僅下床踱步，竟然還唱了一段京劇給蔣子龍。他強打著精神談笑風生，他說到對自己所在單位縣政協的種種滿意——我用多貴的藥人家也不吝惜，什麼時候要上醫院，一個電話打過去，小車就開到樓門口來等。他很知足，言語中又暗暗透著過意不去。他不忍耽誤我們的時間，似又怕我們立刻離去。他說你們一來我就能忘記一會兒肚子疼；你們一走，這肚子就疼起來沒完了。如果那時癌細胞已經在他體內擴散，我們該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難以言表的疼痛。我們告辭時他堅持下樓送我們。他顯然力不從心，卻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態得以輕捷。他仿佛以此告訴人們，放心吧，我能熬過去。
賈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當著外人他一直保持著應有的尊嚴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訴我，隻有背著人，他才會為自己這遲遲不好的病體焦急萬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賈大山。經過石家莊和北京兩所醫院的確診，癌細胞已擴散至大山的肝髒、胰髒和腹腔。大山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樣，見到我們立即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樣子，他的病態使我失去了再勸他安心養病的勇氣。以大山審時度勢的聰慧，對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於是我們不再說病，隻不著邊際地說世態和人情。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講起某位他認識的官員晚上出去打麻將，說是兩裏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車去。打一整夜，就讓司機在門口等一整夜。大山說：“你就是騎著個驢去打麻將，也得喂驢吃幾口草吧，何況司機是個人呢!”說這話時他揮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著一個什麼地方，義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個病到如此的人，還能對一件與他無關的事如此認真。可誰又敢說這事真的與他無關呢?作為作家的賈大山，正是這種充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情感不斷成就著他的創作。他的疾惡如仇和清正廉潔，在生他養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幾年前那個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賈大山，他曾經告訴我們，有一回，大約在他當縣文化局局長的時候，局裏的話務員接到電話通知他去開一個會，還問他開那麼多會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會就是花國家的錢吃吃喝喝。賈大山回答說這叫“酒肉穿腸過，工農留心中”。他是在告誡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別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還是譏諷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百姓怎還會在心中留呢?也許告誡、譏諷兼而有之，不經意間透著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說。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與大山的最後一次見麵，還聽他講起另一件事：幾個陌生的中學生曾經在病房門口探望他。他說他們本是來醫院看同學的，他們的同學做了闌尾炎手術，住在賈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學問他們，你們知道我隔壁住著誰嗎?住著作家賈大山。幾個同學都在語文課本上讀過賈大山的小說，就問我們能不能去看看他。這同學說他病得重，你們別打擾，就站在門口，從門上的小窗戶往裏看看吧。於是幾個同學輪流湊到賈大山病房門前，隔著玻璃看望了他。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靜，當他講述這件事時，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啞，他的語氣十分柔和。他不掩飾他的自豪和對此事的在意，他說：“幾個陌生的中學生能想到來看看我，這說明我的作品對人們還是有意義的，你說是不是?”他的這種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覺得，自一九九五年他生病以來，雖有遠近不少同好親友前來看望，但似乎沒有誰能抵得上幾個陌生的中學生那一次短暫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賈大山，仿佛隻有從這幾個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確有讀者，他的作品的確沒被遺忘。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四）大山離開了我們，他同疾病抗爭到最後一刻。小梅嫂子說，他正是在最絕望的時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決心在春節過後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實不多，我想那該是倚仗健康的身體，用明淨的心，寫好的東西。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我不想再用文學圖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學圖解弗洛伊德或別的什麼。我隻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尋找一點天籟之聲、自然之趣，以娛悅讀者，充實自己。”雖然他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但是觀其一生，他其實一貫是這樣做的。他這種難能可貴的“一貫”，使他留給文壇、留給讀者的就不僅是獨具氣韻的小說，還有他那令人欽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謹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說中借著主人公，一個鞋店掌櫃的嘴說過：“人也有字號，不能倒了字號。”文章至此，我想說，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號也不倒。
賈大山作品所傳遞出的積極的道德秩序和優雅的文化價值，相信能讓並不熟知他的讀者心生歡悅，讓始終惦念他的文學同好們長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