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後大山又任縣政協副主席。他當局長當得內行、自如，當主席當得莊重、稱職。然而賈大山仍舊是個作家，可能還是當代中國文壇唯一隻寫短篇小說的作家，且對自己的小說篇篇皆能背誦。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給我講了許多農村和農民的故事，那些故事與他的獲獎小說《取經》已有絕大的不同。如果說《取經》這篇力作由於受著當時文風的羈絆，或許仍有幾分圖解政策的痕跡，那麼這時賈大山的許多故事你再不會漫不經心地去體味了。雖然他的變化是徐緩的、不動聲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層民眾靈魂的深處，於是他的故事便構成了一個賈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有樂觀的辛酸，優美的醜陋，詭譎的幽默，愚鈍的聰慧，冥頑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溫馨……
賈大山講給我的故事陸續地變成了小說。比如一位窮了多半輩子終於致富的老漢率領家人進京旅遊，當從未坐過火車的他發現慢車票比快車票便宜時居然不可思議地驚歎：“慢車坐的時候長，怎麼倒便宜？”比如“社教”運動中，某村在階級教育展覽室抓了一個小偷，原來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襖，白天他的棉襖被作為展品在那裏展覽，星夜他還得跳進展覽室將這棉襖（他爺爺討飯時的破襖）偷出禦寒。再比如他講的花生的故事：賈大山當知青時花生是中國的稀有珍品，那些終年不見油星的百姓趁隊裏播種花生的時機，發了瘋似的帶著孩子去地裏偷花生種子解饞。生產隊長恪守著職責搜查每一個從花生地裏出來的社員，當他發現他八歲的女兒嘴裏也在嚅動時，便一個耳光打了過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兒氣管裏，女兒死了。死後被抹了一臉鍋底黑，又讓人在臉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臉是為了嚇唬鬼，讓這孩子在陰間不被鬼纏身。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讀賈大山小說的時候，眼前總有一張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臉。我想，許多小說家的成功，大約不在於他發現了一個孩子因為偷吃花生種子被卡死了，而在於她死後又被親人抹的那一臉鍋底黑和那一斧子。並不是所有小說家都能注意到那鍋底黑和那一斧子的。後來我讀大山一篇簡短的《我的簡曆》，寫到“一九八六年秋天，鐵凝同誌到正定，閑談的時候，我給她講了幾個農村故事。她聽了很感興趣，鼓勵我寫下來，這才有了幾篇‘夢莊記事’”。今天想來，其實當年他給我講述那些故事時，對“夢莊記事係列”已是胸有成竹了。而讓我永遠懷念的，是與這樣的文壇兄長那些不可再現的清正、有趣、純粹、自然的文學“閑談”。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這尤其難得。
一些文學同行也曾感慨為什麼賈大山的小說沒能引起持續的應有的注意，可賈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壇對他的注意與否。河北省曾經專門為他召開過作品討論會，但是他卻沒參加。問他為什麼，他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說發表時他也不在乎大報名刊，寫了小說壓在褥子底下，誰要就由誰拿去。他告訴我說：“這褥子底下經常壓著幾篇，高興了就隔著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來再改。”在賈大山看來，似乎隔著褥子比麵對稿紙更能引發他的思路。隔著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夠沉澱得更久遠、更凝練、更明晰。隔著褥子去思想還能使他把小說越改越短。這讓我想起了不知是誰的名句：“請原諒我把信寫得這麼冗長，因為我沒有時間寫得簡短。”
寫得短的確需要時間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極點的天真，需要死不改悔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獨守寂寞），需要坦然麵對長久的不被注意。賈大山發表過五十多篇小說，生前沒有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已不能說是當紅作家。但他卻不斷被外省文友們打聽詢問。在“各領風騷數十天”的當今文壇，這種不斷地被打聽已經證明了賈大山作品留給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內，一生隻去過北京、保定、石家莊、太原。一九九三年到北戴河開會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見了海。北戴河之後的兩年裏，我沒有再見賈大山。
一九九五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著，大山不會有太重的病。他家庭幸福，生活規律，深居簡出，善以待人，他這樣的人何以會生重病？當我在這個秋天見到他時，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術後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發很長，蜷縮在床上，聲音喑啞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變了他的形象，他這時的樣子會使任何一個熟識從前的他的人難過。隻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雙能洞察世事的眼：狹長的，明亮的。正是這雙閃著超常光亮的眼使賈大山不同於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讓他的朋友們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興，他盡可能顯得輕快地從床上坐起來跟我說話，並掀開夾被讓我看他那驟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樣啊”，他說，他到這時也沒忘幽默。我說了些鼓勵他安心養病的話，他也流露了許多對健康的渴望。看得出這種渴望非常強烈，致使我覺得自己的勸慰是如此蒼白，因為我沒有像大山這樣痛苦地病過，我其實不知道什麼叫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