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丹說過：“生命的幻想是由於好的塑造和運動得到的。”朱銘《太極》係列雕塑的藝術震撼力，正是來自於它他對中國文化精神與現代藝術形式的有機結合方式，從而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取得了微妙的平衡，達到了一個嶄新的藝術高度。在他那抽象而凝固的太極造像中，洋溢著濃厚而神秘的東方意味，並能使人感受到極強的生命力的存在。“在雕刻裏感性因素本身所有的表現都同時是心靈因素的表現”。朱銘的作品滲透著道家的辯證哲理，那凹凸的團塊，聚散的結構，以及幾何式的構成，充分體現了陰與陽、虛與實、動與靜的藝術境界。而這種獨特的審美特質不但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更重要的是它熔鑄著作者強烈的藝術個性。
朱銘的雕塑以大氣勢的《太極》係列著稱於世，然而，他並沒有作繭自縛而就此止步，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創作力豐富並不斷向自我挑戰的藝術家。自80年代以後，朱銘又以《人間》為題材，連續不斷地進行了十餘年的探索。朱銘說：“我的個性不願重複，喜歡變新。我所創作《人間》係列，比較生活化，製作態度也比較接近現代雕塑的理念——隨興而自由。創作《人間》係列作品時，無論是用木頭刻、用海綿、用紙捏……用不鏽鋼做或用圖畫，或用草繩綁，需要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的態度接近現代雕刻精神，也屬於現代生活的精神。”他的《人間》係列作品從題材上看，有執傘佇立的人群，有跳高、跳傘的運動健將，也有茫然靜坐的群體……這種貼近現實的題材選擇，表現了他對現代都市中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懷。亨利·摩爾說過：“對自然的觀察是一個藝術家生命的一部分，這會擴大他的形體學識，使他保持新鮮的感覺，防止他僅僅靠模式進行創作而且得到靈感的滋養。”朱銘的《人間》係列作品正是他對現實生活觀察與思考的抽象表述，反映出鮮明的時代氣息。
在朱銘的《人間》係列作品中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對各種材料的廣泛應用。對於雕塑藝術來說，材料的應用是至關重要的。雕塑的形象表現必需借助於物質材料媒介，而材料媒介本身也構成了雕塑作品在視覺和觸覺上意念傳達的一個重要部分。現代科技的發展和藝術表現多樣化的趨勢，亦使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在藝術創造中居於重要位置。朱銘的《人間》係列作品在材料選擇上的豐富多樣性，正是他所要傳達的藝術觀念的物質化體現。朱銘的《人間》係列作品在表現形式上采用了具象、意象與抽象等不同手法，在形式上不僅以雕塑為主體，而且還訴諸於陶藝、水墨、拚貼、裝置等藝術門類，呈現出典型的前衛藝術風貌，流露出了他對生活的激情和卓越的表現力。
朱銘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與他的藝術和生活的價值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藝術評論家曾寫到：“朱銘的創作緊緊扣著他的生活。藝術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但是生活卻是他藝術生命的全部。他的生活是一種修行，從中他獲得了生命的開展，契入了生活的源頭活水。”對於朱銘來說生活與藝術有如合金般地熔鑄在一起，靜修藝術成為他生活的實質內容。他曾說：“藝術家若隻在工作室中才拚命畫畫，平常卻做與藝術無關的事，這就錯了。不然和尚就可以等到念經時才趕快念經，平時就去卡拉OK，他也可以結婚等等，為什麼他們不那樣做呢？這就是修行。藝術家要過單純而自然的生活，要回歸自然，要有童心，才不會被感染，要找回自己，才能夠壯大自己的本性，這就是修行。”朱銘的“修行”觀念代表了他對事業執著追求的意誌和獻身藝術的精神，也是他生活與藝術高度統一的理念之體現。正是由於朱銘具有這種“修行”的功力，因而，他的藝術才會達到一種超然的審美境界。朱銘認為：“創作不應單純用技巧或理性去解決。在創作中達到一種渾然忘我、非常感性的態度，才能把情感與精神表現出來。理性太多則無法發揮想象，腦子裏記太多別人的東西，那東西再好也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我認為藝術不是學習而來的，而是要修行，風格在我心。”具有了“修行”的精神，才會在藝術上產生不斷創新的成果。朱銘說：“創新的東西，在最初往往不被人們接受，而世俗所歡迎的東西，裏麵卻常常隱藏著平庸。真正的藝術家對此應有警惕。藝術如失去創新，也就失去生命。”
八東南光與鈴鹿芳康
日本德島大學教授東南光先生，1941年出生於奈良縣大和高田市。高中畢業後進人奈良學藝大學書道科學習。大學畢業後，他師從日本著名書法家小阪奇石研究書法藝術。小阪奇石是以諳熟漢字行草書法而著稱書壇的，曾任“日展”評議員、日本書法藝術院顧問，創立“璞社”書藝會，在日本書法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東南光師事小阪先生後，繼承了小阪奇石的書道精神，尤其在研究“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法書藝術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從而奠定了他的書法藝術功力，並確立了他的書法藝術格調。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東南光先生的書法藝術逐漸受到日本書法界的矚目，成為日本關西書壇的新實力派書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入選全日本美術展等大型展覽，曾在日本德島、奈良、大阪和中國北京、西安、濟南等地舉辦了十餘次個人書法作品展，並擔任日本書藝院審查委員、讀賣書法評議員、德島縣書道協會副會長和日本“雙暢”書道會會長等職。他曾編著出版了《宋四家字典》、《翰林要訣》等著作，在中日書法藝術界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中《宋四家字典》一書十餘年來在中國國內被出版、再版甚至盜版，至今暢銷不衰。他作為日本國立德島大學的教授，教書育人，弟子眾多，教學相長，為人師表，培養了一大批日本漢字書法家，弘揚了東方文化，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