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我們記述民間故事的，對於故事流傳的空間，一定要明白地寫出來，這不但那個故事的特質可以表現出來，並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異同：我最不讚成！“民間故事若幹則。”“一個民間故事”……一類的故事，而不書明流傳的所在。
摘自劉萬章《記述民間故事的幾件事》《民俗》1929年第51期第3頁
我們知道傳說和故事，原是相同的東西，不過傳說比較故事，有實在的人，物，地方，事原；……雖然它仍然和故事一樣的謊誕。故事不但包括傳說的性質，而且有比傳說以上的性質。時常我們在許多民眾口中，可以聽見他們巧妙的故事，光怪的故事，含有懲凶勸善的故事……這種民眾的聰明，於傳說上表現之外，又在故事裏來總結，這是民眾要人們替他表現的兩種技術。
我以為民間的傳說，應歸在民間故事裏頭，就是因為傳說是故事，而故事不必是傳說，傳說的目的是傳說人，物，地方，事源的……個體，故事除這樣目的以外，又有別的目的。
摘自佚名《編後話》《民俗》1929年第51期第59頁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其傳說必有所不同；征諸史乘，曆曆不爽。推厥端由，可得而言：蓋傳說之來，其始雖或本於事實，無如口耳相傳，顛倒難免，年沒代遠，增損不同，故其繼必流於紛歧。非若史實之筆著於書者，可經久而不變也。
摘自張冠英《傳說與史實》《民俗》1929年第66期第6頁
我們中國的民間故事大都是“宿命論”的，不過這種宿命論是樂觀的，不是悲觀的。用常說“樂天知命”四個字，大約可以說明老中國的百姓們的心理了罷？
摘自趙景深《廣州民間故事序》《民俗》1929年第77期第12頁
我國有古聖人以神道設教的傳說，在專製時代，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無非一種政治手段。於是名義上，加某某神，以某某封號；儀式上，則歲時致祭，朔望行香，藉以表示其隆重。而人民中之有政治思想者，以不得幹預政治，或一時受不良政治之激刺；於是把其理想之政治製度，托諸較偉大的神廟之中。
摘自黃仲琴《看了關於杭州東嶽廟以後》《民俗》1929年第41、42期合刊第79頁
宗教與神話是無階級的！它不僅能支配全社會的心理，而某一時代中的民眾的生活，風俗，藝術亦可從之探索而得其情狀。
摘自魏應麒《福建三神考自序》《民俗》1929年第66期第1頁
在本書中，我們可以得到幾個關於神的見識：
第一，我們可以知道神道的勢力是一步一造成功的，時代愈後，則其偶像愈大。
第二，我們可以知道除“福善禍福，述果報，補教化所不及”的神道之外，此救災捍患的神，尤為民眾所信奉，則其痛苦無告迫而乞援於冥漠的衷懷，實為他們自行安慰心靈的一種好方法。
第三，我們可以知道神是由人興的，人不興它，它便冥冥無聞，人一興它，它便赫赫如在了。而人所以興它的原因，多由於需要，需要不同，則所興之神亦異。
第四，我們可以知道神的生卒時代多半是後人耳食所加的，耳食不同，故加法亦不一。
第五，我們可以知道女神多半是女巫轉成的；她們死前既已傾動一時，則死後為人所奉祀亦固其所。
摘自魏應麒《福建三神考自序》《民俗》1929年第66期第3—4頁
中國書本上文人所記載的神，大概以君王及士大夫所祀的神為多，他們認到民間愚夫愚婦所祀的女神或其他雜神，乃是淫神或妖神，不但自己不敢奉祀，而且對於他人奉祀這些的實況，也常不肯記載。不喜神道，固然是好的現象，不過這是另一問題，已然一般民眾有了迷信女神的事實，反正不記下來，是與後世研究社會史的人有絕大的不幸的。
摘自羅香林《碧霞元君》《民俗》1929年第99、70期合刊第3—4頁
神的略曆是建築在民眾的傳說上的。它的性質，不比人的曆史，一方麵有真的事實，做它的對象，一方麵有不少的文人，替它排比。神的略曆，乃是民眾意識姑認為是的東西，雖其表現的方式，不能脫離社會的背景，然其成形的情況，則決不能像人類曆史的簡單。曆史的職務，在於將人類的生活分段記載，目的在於求事實的暴露，事實以外的問題，可以不去打理。神的略曆，則不能如是的幹脆，一方麵因為神靈本無活動，未嚐有確實的事跡，一方麵又因為民眾的意識一定要替它造出種種事跡來，擬作它實在的活動。研究曆史的人，隻要就事實的真偽，為之校考表白，便算完事。研究神的略曆的人，卻不能把觀點凝聚於事實的真偽，而貴能注意所以構成各種神的略曆的民眾意識的變遷。同是一種史跡，雖其各代的解釋盡有不同，然其事實附麗的則不能差異，神的略曆，便與此異，雖其所取的對象未嚐變遷，而其所述的神靈的經過，則可因時因地而大改其形。所以單用研究曆史的方法去研究神的略曆，無論如何是不能盡得神的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