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該美陸軍研究所的觀點，生物戰唯一令人鬆口氣的就是，大多數毒劑普遍被認為不具有持久性。美陸軍的使命，就是用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士兵占領和控製預計地域。而依據上述觀點，生物戰劑在地域拒止中並不是特別有效。突施地域拒止，一種更為有效的武器是化學毒劑，如帶有塵埃的芥子氣。敵軍可以在山間通道上施放芥子氣，以阻止美軍在其翼側發起突然襲擊，或在撤退途中阻止美軍的進攻部隊。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包括使人失能的持久性、致死的時間長短等問題。對付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生物戰劑不是理想的拒止武器。
輕鬆製造生物武器
獲得少量生物戰劑並非難事。凡有羊群聚集處，都存在炭疽孢子。任何一個開過生物課的中學生，都可以從蓖麻中提取出蓖麻毒素。肉毒杆菌A，是已知的最具致命性的毒劑，可將其迅速從自然界中的細菌裏分離出來。
其他毒劑，特別是毒素，被廣泛地應用於神經肌肉疾病的治療中。事實上，人們可以從美國的一些典型文化收集組織那裏合法獲得任何一種毒素。這些組織，．是一個為全球醫療研究機構服務的合法公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服務的客戶，已擴大到400家。至於客戶是否將購買的毒素用於和平目的，則不得而知。伊拉克政府也是其客戶之一，它購買了炭疽和其他幾種毒素，用於生物武器的發展計劃。
20世紀40年代以前，從"實驗室研製"到"武器裝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技術保障。現在不一樣了。二戰後20年間，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大規模生產生物戰劑成為可能。今天，生產生物戰劑所需的裝備和物資，都可以通過商業手段獲得。任何一個擁有最原始的藥物或生物醫學實驗室的國家，都已具備大規模生產生物戰劑的科學知識和永久性設施。容積從1萬到l00萬升的商用發酵罐，被廣泛應用於製藥業、農業和釀造業。
生物戰劑既可製成液體，也可製成粉狀。製造液體戰劑最安全也最便宜；但在運輸和存儲時，需要格外小心。應盡量使其生物衰變（包括毒素）減小到最低限度。與之相比，粉狀毒劑穩定性較高，傳播效能也有所增強。特別是擁有了這方麵技術之後，更加如此。隻是在製造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危險性。
二次大戰中，由於使用了自然傳播方式--昆蟲媒介、汙染水及食物，日軍的生物戰計劃獲得了局部成功。日軍曾使用氣溶膠施放器，在實驗室和有限戰場中進行過試驗。小型炸彈爆炸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證明這種方法是一種效能極低的傳播方式。
二次大戰後，在"生物戰黃金時期"（1959-1969），美、英、蘇等國都相繼解決了使用氣溶膠施放器布灑毒劑的難題。武器研製上的突破和生產技術上的重大進步，改變了生物戰的性質，使其從一般恐怖性變成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根據美國國會技術評定委員會的分析報告，在一大、片城市目標區中使用一隻高效氣溶膠發生器投撒100千克的炭疽孢子，其殺傷力是一個百萬噸級熱核氫彈的2-6倍。
生物武器自開始使用於戰爭起，就為國際上所關注。一些國家根據本國的利益要求，聯合舉行了多次國際會議，製定了一些相應的協約和公約，想以此來限製生物武器的發展，製止生物武器用於戰爭。
1907年第二次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公約中規定："關於禁止使用毒質或毒質的兵器"。由於當時條件有限，雖沒有直接提到"細菌武器"一詞，一般認為"毒質"也應包括細菌。
1925年6月17日，日內瓦會議製頒的議定書中，不僅再一次禁用化學武器，而且第一次明確要求禁用細菌武器。議定書中明文規定："禁止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實際情況與議定書恰恰相反，研製與發展生物武器的國家日益增多。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已達到30多個國家，約占聯合國會員國總數的23％。
隨著軍事技術與戰爭方式的不斷發展變化，生物武器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局部戰爭中不斷使用。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對禁止化生武器的呼聲也不斷增高。從1959年開始在加拿大進行的非官方的"帕格沃希"國際運動，以及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均對製訂國際間禁止化生武器條約做了大量的輿論工作。1971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製定和通過了《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全世界有129個國家和地區在該條約上簽了字。
但是，條約很多時候卻是一紙空文，並沒有真正執行。禁止生物武器，還存在著許多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