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和元代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眉題材，在將近三百年間裏尊像畫尤顯重要，其中一類是顯教尊像畫，如藥師佛、觀音菩薩、十六羅漢、水月觀音等，另一類則是西藏式密教圖像。
西夏時期第310窟西壁龕外北側的藥師佛，是較為典型的一幅。藥師佛袒露前胸，身披袈裟，身材高大勻稱，左手置於腹前托藥缽，右手執禪杖斜倚肩上，腳踩蓮花，麵向龕內。其臉形飽滿，鼻梁高直，修目細眉，具有典型的西夏時期人物造型特征。
第97窟西夏洞窟十六羅漢開始作為洞窟壁畫的主題。南壁、北壁各繪畫八身，共十六幅方形構圖。圖中羅漢麵相各不相同，其中濃眉大眼、高鼻、深目和各種怪異神態者，頗具“狂逸”的寫意風格。
第61窟甬道南壁的巨型熾盛光佛，是元代修建窟簷時所繪畫，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熾盛光佛。佛像坐輪車上，右手以一指頂法輪，前有諸天導引；車後龍旌飄揚，金剛力士緊隨其後，上空有眾多天人及天宮諸星宿，建立了與窟內以文殊為主像的密切聯係。
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藝術家，對千手千眼觀音的表現不同，布局及其結構也不一致。莫高窟第3窟有千手千眼觀音一鋪畫工精細，線條頓挫轉折勁利自然，表現了畫家極高的技巧。觀音十一麵，人物較少，疊頭如塔千臂千手，擺列如輪。每手掌中有一慈祥美麗的慧眼。為了刻畫出不同的質感，畫家使用了多種線描，既使形象更加真切感人，也顯示了元代繪畫藝術的高度發展。
另外，莫高窟蒙古時期，留下了風格迥異，的西藏式金剛乘藏密圖像。第465窟群畫為薩迦派密教藝術，內容有以大如來為中心的五方佛及各種明王憤怒像和雙身合抱像，即所謂的歡喜天、歡喜金剛。其中的明王像麵貌獰惡，裸體作舞蹈姿態，創作上比例適度，線描細膩，繪畫及暈染立體感較強。這類壁畫作品具有較明顯的來自印度和尼泊爾等畫風的影響，又有較多的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成份，在表現出薩迦派藝術獨特風格的同時，顯示了較高的壁畫藝術的創作水平。
2、絞變畫
敦煌莫高窟自西夏以來，經變畫品種越來越少，僅有西方阿彌陀淨土變、東方藥師經變等二三種其藝術水平也有了明顯的下降，畫麵呆滯板結，構圖程式化，缺少變化，前代經變畫中一些生動形象的樓閣欄杆、音樂舞蹈等均已少見。我們隻能憑借佛的坐姿、手印以及化生童子是否出現等微妙的標誌，來辨別是何種類經變。這充分說明，敦煌莫高窟的經變畫，隨著密教的廣泛傳播而趨向衰落了。自然，此時的整個莫高窟藝術創造時期也基本結束了。
3、供養人畫像
敦煌莫高窟西夏、元代供養人畫像大都是黨項、回鶻和蒙古族等民族形象。
後來考古發掘第491窟是西夏原窟。西壁南側的女供養人.長圓臉，雙髻，褂衣，長裙雲肩，腰束蔽膝，結帶下垂，足穿雲頭履作捧物狀。
第409窟的回鶻王及眷屬供養像就是別具風格的肖像畫。所畫人物麵相豐掘，王者戴花紋白氈高帽，穿團龍袍，長勒氈靴，腰282，束革帶；身後有仆從張傘扇，武士捧持兵器。女像頭飾鬢冠，穿翻領窄袖紅袍。
西夏晚期出現了少數黨項族女供養像，麵形條長，戴步搖冠或氈冠，穿窄袖衫裙，著屐。元代供養人畫像僅一二例，麵相寬肥，戴笠帽，穿窄袖袍，六合靴，這就是蒙古族服裝。女供養人頭戴顧姑冠，穿文繡衣，長袖曳地，身後有二女奴提攜，反映了蒙古貴族婦女的裝扮。
西夏和元代的供養人畫像雖為數極少，但在人物造型和衣冠服飾上，卻鮮明地表現出民族特色。
4、圖案畫
莫高窟晚期的裝飾圖案，在曹氏畫院基礎上加以發展，具有新.的時代特點。首先，西夏裝飾圖案在整個洞窟中所占麵積的比率廣是曆代洞窟之最。除了窟頂藻井圖案之外，相當多數的洞窟覆鬥形窟頂的四披、盡形龕的整個龕頂，以及甬道頂等都布滿平棋圖案或團花圖案，各種說法圖和經變畫等的四周以及龕、甬道的邊沿當然也都配置著花邊圖案。
西夏時流行龍紋。第16窟藻井中心紋樣由一鳳、四龍組成。鳳居正中央，兩翅自然而有力地展開，作飛翔之狀，尾特別長，連同身體一起，蟠卷成圓形。鳳外周為旋轉式卷瓣蓮花。井心四角各有一，龍，向著順時針方向作互追逐之勢，造成旋轉飛騰的生動氣氛。
第330窟覆鬥形四斜披上，以土紅色勾描填繪火焰、卷雲為紋飾，組成桃形的單位紋樣，作品字形四方連續，形成較大麵積有如團花的圖案西夏新出現一神波狀卷草式的雲紋邊飾。這種邊飾廣泛流行於西夏中、晚期，並延續到元代，具有濃厚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征。
（第五節）敦煌飛天
敦煌飛天是敦煌藝術的標誌，是敦煌莫高窟藝術的象征。“飛天”是佛經中的乾闥婆(天歌神)與緊那羅(天樂神）的合稱，她們的職能是侍奉佛陀和天帝釋，因能歌善舞，周身還發出香氣，所以又叫“香音神”。飛天是敦煌壁畫中一種優美多姿的藝術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