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這些移民中有一些是我的親朋好友。我時時想念他們。我的漂亮的表妹眼下就在深圳。她大伯是十年前去深圳的。在西安，她在公共汽車上認識了一個在讀的大學生，待到這男孩大學畢業，便一起去了深圳。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嶽父是老幹部，她的兄弟妹妹也都是些有固定收人的人。大家都為她擔心，提起她來，心裏就隱隱作痛。好容易電話千呼萬喚，將她召了回來。她在深圳、東莞輾轉給外資企業打工，人瘦得成了一把骨頭。她用全部的積蓄買了一張飛機票回家。回來就住在我的家裏。人雖然回來了，可是心沒有回來，那個月，總給深圳打電話就花去我800元電話費。我們給她介紹的對象，她也是淡淡漠漠。更要命的是那男孩竟然也從深圳趕到了我家。沒辦法，隻得放她走吧。妹妹們做出個決定，讓辦了結婚手續再走，從此是死是活，就不去管她了。這樣，在我家簡單地吃了一桌飯，算是婚宴，然後表妹和那男孩走路。
這以後，隻要接到深圳那地方的電話，全家人就心驚肉跳。一是擔心深圳那花花世界，她會有不測，一是擔心那男孩會半路上把她甩了。好在千恩萬謝，那邊雖然不時地有電話來，但電話裏都是些叫人欣慰的消息。他們的工作較以前固定了一些，他們開始有一些積蓄，電話裏也不時出現一些“準備買虜”這樣的字眼。前一段，表妹懷孕，她在電話中說，有點積蓄，她敢要小孩了。然後，和那男的一起，回到煙台男的家中，生下一個男孩。孩子滿月後，又帶到深圳，她的公婆專門從煙台隨來為她照看孩子。昨天晚上，表妹又來電話，說他們房子的預交款也已經交了，明年四月就能住上房子了。電話中，她還抗議說，為什麼我一給你們打電話，你們就認為我一定有事，難道，我沒事就不能打打電話，拉拉家常嗎？
有一位青年藝術家是我的朋友。他瘦瘦的，留一頭長艮的頭發，臉上總帶著一種古怪的表情。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將那種表情叫“上帝的棄兒”的表情。這男孩，原來在西安一家有名的婦女雜誌當記者，寫的一手好文字。有一天，他突然厭了自己的工作，隻身去了深圳。在深圳，依然是幹著他的本行。年年春節，他都會回西安來，並且一定到我家裏來打幾圈麻將。前年春節，他又回來了，他說他辭了深圳的工作，又回到了西安那家雜誌。深圳那邊的工資高，西安這邊的工資低，這從他打麻將時的“出手”便可以感覺到。深圳那邊的人事關係簡單得多，西安這地方是懦家文化的盤根錯節之地，人們的心眼特別多。這位青年藝術家在西安呆了一年，終於忍受不了這裏的保守和閉塞，於是又去了深圳。他眼下在深圳的一家報社工作，時時有電話來。也許他臉上那流浪藝術家的表情，注定了他此生將長久地漂泊吧，我不知道。
我有一位朋友，原來是省黨校的教研室主任。我認識他時，他是掛職，到陝北的一個縣當縣委副書記。從陝北，他沒有再回原單位，而是徑直去了深圳。他和前兩位打工的不同，是正式工作調動。據說，他走時，單位曾準備提拔他為副校長，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了。
這是一個老實人，很善良，當然也很有工作能力。類似他這種性格的人，在深圳那地方能適應嗎？因此在他走時，朋友們都很為他擔心，記得我曾經勸過他。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了。他在深圳生活得很好。他的工作能力和忠實可靠贏得了領導和群眾的讚賞，擔任了一個區的領導。他有了住房和汽車。他的家屬在外資企業當了副總經理，他的兒子考上了名牌大學。他完完全全地成了一個深圳人。
還有一些朋友在深圳。比如向我約這篇稿子的蔡繡父女士，就是在深圳一家報社供職。她是內蒙人，從內蒙到遙遠的深圳，地理距離和人們的心理距離大約較之西安更為遙遠。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也許高原的浪漫曲腳夫調已經唱完，麵對滾滾而來的東南風，我們隻有舉起雙手就範的份兒了吧。想起繡父女士，想起這個從內蒙古高原前往深圳打工的我的妹妹，我又想起這段話。
深圳已經成為一個高速發展的經濟動物。兩千年前，西安就是與古羅馬並稱的世界大都市，而二百年前，上海僅僅是黃海邊一個倭寇出沒的小小漁村，而二十年前，深圳僅僅是邊境線上的一個口岸小鎮，但是如今，上海和深圳，都已經遠遠地超過西安了。而在這深圳二十年的橫空出世中，亦有我的親朋好友們的一份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