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為他在俄國建立的社會提供了有利條件。就戰術而言，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手段，但提出‘認真而持久’就錯了。”列寧主張的“為了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全體居民個個參加合作社，還須經過整整一個曆史時代”的觀點，“是把希望寄托於農場主的政策”，“應當把俄國農民中的農場主、私有者、個人主義者扼殺在萌芽之中”。這樣的描寫在小說中比比皆是。作者筆下的斯大林形象是否符合曆史真實是大有爭議的，一些人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但也有不少人給予積極的肯定，稱讚作者“遵循的是客觀真理”（卡裏姆語），小說中塑造得最好的形象就是“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斯大林（巴克拉諾夫語）。
（三）曆史悲劇與性格悲劇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藝術家沒有把自己的目光僅僅停留在曆史悲劇本身，而是力圖從曆史的悲劇深入到人物性格的悲劇，有的甚至進而將反思推進到民族性格的層次。貝科夫、田德裏亞科夫、特裏豐諾夫、艾特瑪托夫、邦達列夫等作家發表於這一時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均在這一層次上作過不同程度的開掘。這裏著重看看幾部發表於80年代後期的解禁作品。
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1989年發表，寫於60年代）的基本情節框架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作者強烈譴責了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把世界變成了人類的屠場，熱烈歌頌了蘇聯人民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同時小說在摹寫人的悲劇方麵也具有較大的容量。這種容量除了與展示的肅反擴大化時期的生活麵有關外，主要表現在對極左路線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創傷的深層剖析上。小說強調，不僅僅是政治迫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怖感，而且盲從心理和求生欲望都是導致人的精神悲劇的重要原因。核物理學家施特魯姆本是個寧折不彎、具有很強的獨立人格意識的科學家，當迫害的烏雲越聚越攏時，他不安但不願妥協，準備以死來捍衛人的尊嚴。這時他意外地受到了最高領導的關注。斯大林的一個電話就使他的處境全然改觀。在這種情況下，施特魯姆反倒失去了心理平衡：想保住改觀後的局麵，又不願失去人的尊嚴，內心痛苦搏鬥。
而一度因前者占上風而做出的違心事給他留下了終生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從同一角度，作者還塑造了一些黨的工作者形象。老資格的政工幹部克雷莫夫、老革命家莫斯托夫斯闊伊、老共產黨員阿巴爾丘克等人向來都為自己的“堅定而忠誠”的品格感到自豪，可是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它上麵添上了“左”的色彩和盲從的汙垢。如阿巴爾丘克為表示自己的堅定，與小市民身份的父親斷絕關係，與政治態度不夠明朗的妻子分道揚鑣。他本人不畏艱苦，也不容他人有思鄉之情。雖然他不同於蓋特曼諾夫那樣的投機者，但他同樣緊緊追隨斯大林，認為這便是忠於革命。在大清洗中他也成了無辜受害者。
即使如此，他仍不願承認自己內心的矛盾，不管集中營當局的製止，處處顯示自己是他們的同誌。一天，他遇見了老友馬加爾。馬加爾回顧往事，痛心地承認我們錯了。”他一語道破阿巴爾丘克自詡的“堅定性”不過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落入集中營前，自我保護的本能要我們跟著形勢變，否則就會完蛋，而到了這裏，這種本能又讓我們不變，似乎我們一貫正確。”被擊中要害的阿巴爾丘克經曆了一場痛苦的精神危機。作者將曆史悲劇引向人的悲劇，引向對人的心靈傷痕的摹寫和對主客觀原因的揭示上。
在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癌病房》（1989年發表，寫於60年代）中也出現過類似的因盲從或偷安而導致人生悲劇的人物。小說中的青年地質學家瓦吉姆和他的父親就是習慣於用別人的腦袋進行思考的人。瓦吉姆的父親對斯大林的崇拜“超過了對列寧的愛”，也超過了對自己妻兒的愛。提起斯大林，他的聲音會發抖。在家裏的每個房間中都掛著斯大林的像。在他看來，斯大林的每一次講話都“蘊涵著多麼深刻的含義”，不僅句句是真理，而且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也是最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