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年代的錯誤政策的幽靈在停滯時期的社會生活的上空徘徊著，這一點從小說中另一位主人公阿夫季的悲劇中也可以清晰地見到。州委弄虛作假，用捕殺野生羚羊來填補完成肉類交售計劃的不足。由坎達洛夫之流組成的臨時幫工隊乘機大發橫財。阿夫季意外地被拉入了幫工隊。當他發現他參與的是一次血腥的屠殺時，他震怒了。可是那幫滅絕人性的家夥反而認定阿夫季是“人民的敵人”。他們一麵用極殘忍的手段致阿夫季於死地，一麵還振振有詞地咒罵道：“……地球上是沒有敵人、破壞分子和反革命的位置的！斯大林說過‘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我們的敵人。’人民的敵人應該徹底消滅！不能有任何寬容！你以為斯大林不在了，你就可以無法無天了嗎？”這裏，作者將現實的矛盾與曆史的反思結合在一起了。
透過這種現實的矛盾衝突和人物的命運悲劇，可以看到作者試圖通過“後斯大林現象”與過去時代的錯誤之間的內在聯係，找到根治現實弊端的症結所在。這一階段的不少作品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體製下進行改革。當然，這裏的社會主義原則應該是科學，而不是教條，它應該與群眾的改革要求相吻合。
（二）填補曆史空白
在強烈的正本清源的反思熱中，蒙在某些曆史禁區上的麵紗開始被一一揭開。不少作家為讀者提供了一幅幅鮮為人知的曆史畫麵。引起文壇廣泛注意的葉夫圖申科的詩作《布哈林的遺囑》（1988）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在這首詩歌中，詩人稱頌布哈林的遺囑是“蘇維埃時代的十二月黨人之妻”，她那堅貞而又高尚的品格集中體現了俄羅斯傑出女性的傳統美德。由她強記在心頭的布哈林的遺囑，已成為“以女性形象體現出來的/全民族的記憶”。與此同時，詩人滿懷激憤地抨擊了對布哈林以及其他老布爾什維克的迫害：“布哈林何罪之有，/還有那整個老近衛軍？”
對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再反思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個突出現象，許多作品力圖在展示這一運動的全過程和突出過火行為給普通農民造成的悲劇的同時，對斯大林時代的農業政策作更全麵的反思。其中較有影響的小說作品有別洛夫的《前佼》、貝科夫的《災難的標誌》、安東諾夫的《峽穀》、莫紮耶夫的《農夫與農婦》等。此外，像杜金采夫的長篇《白衣》、格拉寧的紀實中篇《野牛》等作品，雖然仍然寫的是那個特定的時代的科技知識分子的命運，但是視野較解凍文學時期的同類作品大有拓展。作者不僅通過人物的悲劇命運審視了李森科之流給蘇聯生物科學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而且更加廣泛地揭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矛盾。
就“填補曆史空白點”而言，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1987）是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小說在蘇聯國內與國外轟動一時，雖然作為作品中重要的情節線索的是生活在阿爾巴特街區的一群年輕人的坎坷命運，但是更為人們關注的卻是小說中的斯大林形象。
蘇聯文學中從未有過以這樣的視角和這樣大的篇幅正麵描寫斯大林的作品。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小說對斯大林的性格特征的刻畫和內心世界的剖析上。作者通過往事回溯和細節描摹，不僅逼真地描寫了斯大林的外貌和生活習慣，而且寫出了斯大林充滿矛盾的性格。小說中的斯大林有意誌堅強、精力充沛、善於動員人民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麵；更有許多不可容忍的性格缺陷。如果說他早年的孤僻粗暴尚不足以引起人們重視的話，那麼當這些缺陷隨著他地位的變化而逐步發展和膨脹到隨心所欲、專橫殘酷的程度時，它們就構成了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極大的威脅。列寧正是覺察到這一點才要求撤換斯大林的職位的。小說從一個新的角度反思了斯大林現象出現的原因。從小說中可以見到，作者評價的天平已更多地側向否定的一邊。如小說寫斯大林的多疑“斯大林的疑心一天比一天重，他對誰都不信任，誰都不能跟他開誠布公地談話，他可以在任何時刻利用你的真誠作為反對你的武器。”
他更是用懷疑的目光注視一切有可能動搖他位置的人。在斯大林看來，政治局成員中基洛夫對他的威脅最大，因為基洛夫黨性強，威望高，在黨內外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作者由此暗示了基洛夫之死與斯大林的關係。作者還通過大量的心理獨白來剖析斯大林的內心世界以及“他的哲學”。並以此來揭示其行動的心理依據和哲學依據，顯示其錯誤政策的反列寧主義的實質。如小說為斯大林采取大清洗的手段提供了這樣的哲學依據：在斯大林看來，伊凡雷帝是“偉大的治國豪傑”，因為“一個落後民族的強大力量隻有用極端殘酷的手段才能獲得”。但是僅此還不夠，“唯有使人民在畏懼之後能產生對自己愛戴的統治者才是偉大的統治者”。小說又對斯大林何以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作了這樣一段心理描寫：“俄國人民習慣於集體生存。社團——是它自古以來的存在形式，平等乃是其民族性格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