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吉姆長大後，從小養成的崇拜心理也支配著他的思想和行動。這樣的人還往往從崇拜領袖進而盲目地相信一切來自權威部門的聲音，如有人把內戰時期的優秀師長說成是德國間諜，把列寧的戰友說成是叛徒，對於這種不實之詞，他們也跟著支持和擁護。作者認為這些人盡管善良，但卻是不分是非的傻瓜。小說通過人物之口說明了盲從現象的根源，即人們喜歡把別人的權威意見奉為圭臬，喜歡沿用一些習慣的和流行的提法。然而一旦舊的偶像失去神聖的光圈，盲從者便會感到震驚和迷惘，甚至為此品嚐人生的苦酒。人類曆史上這樣的精神異變的悲劇實在不是罕見的。
也有人在錯誤路線橫行時始終是清醒的，但他們迫於壓力而痛苦地保持了沉默，甚至幹了違心的事情。小說中的舒路賓曾經是個熱情很高的共產黨員，而且學有專長。30年代的大清洗觸及了他所在的農業科學院，許多人被捕。當時他就“看透了個中原委”，但是為了自己和妻兒，他違心地承認錯誤，與被捕者劃清界限，降級下放後，又燒毀各種所謂的錯誤書籍。在這樣做時，他的靈魂一直是痛苦不安的，他始終“不斷地在思考”。臨上手術台前，舒路賓的責冋和懺悔猶如決堤的洪水一般噴發出來，從中可以感受到這樣清醒而又軟弱的沉默者在精神上所受到的煎熬之深，他們在那個時代活得格外艱難。
別克的長篇小說《新的任命》（1986年發表，寫於60年代）中的主人公奧尼西莫夫與上述形象有所不同，但究其性格異變的原因卻又不乏相似之處。奧尼西莫夫是一個經過鬥爭考驗的、有經驗、有才幹的布爾什維克。他從青年時代就投身十月革命，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革命工作一絲不苟。然而20年代特定的時代氛圍以一種曆史的惰性力量裹挾著他，這種力量強大到足以使無數盲從者或那些心靈深處有些微動搖者追隨其前行。特別是有一次，當他出於某種本能、不假思索地表態支持了斯大林，並且因此而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以後，奧尼西莫夫開始把黨的事業與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等同起來，一切聽命於斯大林。作為一個有經驗的領導和懂行的專家，他明知斯大林的有些指令（如推行所謂“新煉鋼法”）是錯誤的，可他仍然服從了，其代價是毀掉了巨額的人民的財富。不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而唯領袖或上級的個人意誌是從，那麼必然由“人民的公仆”變為“人民的主人”。從表麵上看，奧尼西莫夫是個克己奉公的幹部，可是這個詞的內涵在不斷起著變化。隨著他的地位的提高與熱情的消退，他與普通勞動者和基層幹部的距離越來越遠。他與徒工出身的年輕廠長彼得的衝突，以及對彼得敢於頂撞上級的震怒，清晰地照出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當然，小說在揭示奧尼西莫夫異變的同時，始終肯定他身上的許多優秀品質，而正是這樣的有著正麵素質和豐富感情的黨的幹部的異變令人吃驚，也更發人深思。
盡管這些小說涉及的是全然不同的事件，但是它們都著力揭示了個人迷信和極左路線造成的人性扭曲，以及盲從、偷安和媚俗導致的性格悲劇。
（四）憂患與執著
這一時期，蘇聯社會開始出現否定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思潮，文壇同樣有所反映。一些作家搬出政論的武器，用自己的作品參與論爭，沙特羅夫的劇作《良心專政》（1986）和《繼續前進……前進……前進！·（以下簡稱《前進》，1987）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作者在劇作中尖銳地提出了“十月的綱領在哪裏”的問題。如作者在《良心專政》一劇中指出，不管是在蘇聯還是在全球範圍內始終存在著反對和懷疑社會主義的力量，“從1917年開始的爭論”從未結束，社會主義繼續麵臨著曆史的考驗和人民的抉擇。誰也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社會主義的“每一個挫折”和“每一次失誤”，都在天平上為敵視社會主義的一方添加了砝碼。每一個正在為這一神聖的事業奮鬥的人難道“能滿不在乎，裝作看不見嗎”？正是出於這樣的強烈的憂患意識，作者在兩部劇作中深入探討了怎樣用十月革命的原則規範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
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良心專政》中有涅恰耶夫式的“社會主義”。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是“無限的專製”（沒有專製是不行的，但是在群氓中間必須實行平等原則），是“絕對的順從（群眾應該“完全沒有個性”，“有個人意見是可恥的”），是“摧毀一切”（為實現美好的最終目標而摧毀一切的最新原則要求的是：犧牲一億人的生命，以便在歐洲建立起健全的理智社會）。難怪劇中有人指出：“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諷刺”，“是法西斯主義”。《良心專政》裏也有馬爾蒂式的“社會主義”。他認為，20世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觀念”就是“暴力萬能”。他歪曲馬克思關於“暴力是曆史的‘助產士’”的論斷，認為革命的唯一手段是暴力。一位劇中人憤怒地斥責說：這種“帶引號的‘社會主義’從頭到腳所有毛孔都往外流血流膿”。《前進》中還有斯大林個人崇拜體製的“社會主義”。用劇中斯大林的話來說，社會主義的秩序應該是“一小部分人用威嚴的聲調莊重地宣講，另一部分人俯首貼耳地聆聽”。而列寧則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建設的是否是社會主義，還是某種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東西，我擔心，這是人們感到非常厭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