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轉型中的俄羅斯文學思潮
世紀之交，蘇俄社會的急劇轉型導致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巨大變化，也極為深刻地影響了文學的發展進程。本節將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潮作一觀照。
一、轉型初期文學思潮的脈動
蘇俄社會的轉型早在蘇聯解體之前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起步，文學的階段性變遷也始於此時。
80年代中後期，蘇共推行的“公開性”和“民主化”使蘇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動蕩，文壇也開始躁動不安。蘇聯社會的轉型對文壇的衝擊在蘇聯作家第八次代表大會（1986）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在這次會上發生了空前激烈的爭論。“傳統派（或稱“愛國派”）和“自由派（或稱“改革派”）成為文壇最有影響的兩大派別，兩派在一係列重要觀點上猛烈碰撞，從而拉開了文壇紛爭的序幕。文壇要求寫“百分之百的真實”和要求為受過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及其作品恢複名譽的呼聲日益強烈，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新批判浪潮”和“回歸文學熱”相繼出現。
社會轉型初期，文學創作仍承襲前一階段的較為強勁的勢頭，出現了一些影響較大的作品，如拉斯普京的《失火記》、別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頭》、邦達列夫的《考驗》、艾特瑪托夫的《斷頭台》、阿斯塔菲耶夫的《憂鬱的偵探》、貝科夫的《米礦場》、葉夫圖申科的《布哈林的遺囑》和沙特羅夫的《良心專政》等。與此同時，一批創作於50—70年代甚至更早的未能發表的作品，如別克的《新的任命》、杜金米夫的《白衣》、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島》、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憑著記憶的權利》等，也紛紛問世。這些作品盡管傾向不一，但都表現出強烈的反思意識，並很快獲得了滿城爭睹的“轟動效應”。80年代中後期的曆史反思文學與社會轉型關係密切，這一點在以下幾個方麵表現得相當鮮明。
（一）反思“後斯大林現象”
蘇聯社會改革的進程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逆轉，舊的體製模式重新得以強化，個人迷信現象再度重演，社會發展漸趨停滯，這就是所謂的“後斯大林現象”。最早對此加以藝術表現的作家是特瓦爾多夫斯基。他當年未發表的長詩《憑著記憶的權利》就是以重溫曆史的方式，對企圖抹去人們的痛苦記憶和恢複舊體製的某些人提出的抗議。葉夫圖申科的《禁忌》（1985）中的詩句：“誰忘記昨天的犧牲者，他就會成為今天的犧牲者。”成了這時期不少以回憶錄形式出現的作品的基調，在發表於1988年的阿朱別伊的回憶錄和布爾拉茨基的回憶錄中就可以發現這一點。這兩部作品所涉及到的曆史現象以及作者的評價並非無懈可擊，但是作者的反思意識在某些方麵是值得重視的。如前者在肯定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正確做法時又指出“不僅赫魯曉夫，而且廣大群眾也都沒有搞清楚一個更為複雜的真理，那就是我國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努力進行建設的社會盡管取得了無可爭議的物質成就，卻失去了列寧的教誨——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是高於一切的。”這一缺陷正是為“後斯大林現象”的出現鋪平了道路。後一部作品對停滯時期令人震驚的社會現象作了描寫後指出：必須對社會主義模式本身進行現代化的探索，改革行政命令體製。在經濟上，實行“工業的經濟核算、服務業的合作化、農業的承包製”等結構改革；在政治上，真正發揚社會主義的民主，保證“最有才能的領導人、最可靠的列寧主義者、最忠實的人民公仆”成為國家的引路人。
與這一時期許多充滿政論色彩的詩歌、回憶錄相比，小說家更多的是通過藝術形象來表達他們對“後斯大林現象”的關注。艾特瑪托夫發表於1986年的長篇小說《斷頭台》就是包含著這一題旨的一部有影響的作品。
波士頓是《斷頭台》中的主人公之一。這個腳踏實地而又富於進取精神的牧羊人不滿足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過上的小康生活，力主改革現行管理體製的弊端，實行家庭承包，發展農場經濟。事實上，這也確實是改變牧場衰敗、生產下降和調動牧民積極性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可是他的主張不僅在某些“警惕性很高的政治經濟學家”眼中是“侵犯了社會主義的神聖原則”的異端邪說，而且構成了他與被稱為“報紙腦袋”的農場黨委書記科奇科爾巴耶夫矛盾衝突的焦點。科奇科爾巴耶夫，這個擁有“州黨校文憑”的所謂“飽學之士”“總是打著領帶，總是夾著一個文件夾，總是一副正兒八經的樣子”，連說話也像讀報似的官僚主義者，自己什麼也不幹，反而動輒指責波士頓那樣的富於改革精神的普通勞動者。在他看來，波士頓“是用那些十分可疑的建議把人心攪得惶惑不安”，“是向曆史反攻倒算”，是“歪曲管理製度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在“進行富農式的蠱惑宣傳”，像波士頓那樣的“新型的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真該像早年那樣把他放逐得遠遠的”。問題還嚴重在“科奇科爾巴耶夫還遠遠不是那一連串一成不變的原則中的唯一的一環”。從區委會降職下放的場長喬特巴耶維奇的遭遇就是證明。在停滯時期，社會主義原則再一次被庸俗和僵化了。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下，巴紮爾拜那樣的二流子卻如魚得水，他不僅鸚鵡學舌般地咒罵波士頓是“富農分子”，而且直接插手，導致了波士頓及其家庭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