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朝自然審美的基本特征
由上可知，生產力發展所引起的人與自然關係的變革，通過複雜的中介環節，釀成了六朝自然審美的覺醒。這一審美意識的核心，是豐富多采的形式美與人的情趣、個性、人格的交應契合。下麵試從四個方麵，探究它的重要特征。
（一）外物與自我的齊一
“物我齊一”本來是莊子的思想。他認為，隻要達到“萬物與我為一”，就“天下莫能與之爭美”。但莊子的“齊一”是消極的順從，而不帶主觀意誌，所謂“外物不可必”。六朝的“齊一”意識，雖然借用了莊子的思想資料，卻經過了改造。這主要表現為人的能動性增強了，人在對自然美的觀賞中力求達到以我為主的“物我泯然同體”。
物我齊一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人對自然的“環境”意識增強。自人類出現之後，自然就是人類環境的自然。但由於在生產力極低的情況下難以駕馭自然，人們便容易把自然看成超自然的異己力量。隨著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強，人們對自然的“環境”意識也與日俱增。在我國，這種“環境意識”似乎更為強烈。在六朝，士人清談就往往將“土地人物之美”相提並論。孫子荊就這樣介紹其家鄉風貌：“其山巍巍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當時畫人物，也多注意配置適當的自然背景。顧愷之畫謝幼輿，周圍巧布岩石，隻因謝有“一丘一壑”的山林之趣，因此“此子宜置丘壑中”。有人畫嵇中散嘯歌，也輔之以“林木雍容調暢”的背景。歌德說：“在他們那裏（指中國——引者），……自然外境總是和人物形象相聯係。”也許是旁觀者清吧，他以特有的敏感發現了中國古典美學的這一特色。確實，我國的自然美藝術，不管怎樣洗煉，如何清空，總是較富於人生情味，而極少象西畫那樣，物象近乎生物學的機械描摹，也不象有些現代派繪畫那樣狂放地突出自我，而是始終保持物我交應的合諧。
物我齊一的另一特點，在於以情為靈魂的觸景生情和懷情感物。《文賦》所謂“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誌眇眇而臨雲”，就是對此的生動概括。前者是觸景生情，後者為懷情感物。這一特點見之於詩歌創作，常常表現為運用擬人、象征等手法將物人格化，或運用誇張等手法使抒情主人公揮斥外物。前者如“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複多情，吹我羅裳開”，“風聲一何盛，鬆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後者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裏流”，“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而有時甚至表現為主人公與自然物的傾心交談。陶潛《擬古》之三就這樣詢問新燕：“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主人公此時已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燕了。而在一些神話和傳說中，又常常借幻境、幻化等形式表現物我的感應。《韓憑夫婦》的故事，結尾就令韓憑夫婦的精魂化為一對鴛鴦，“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當時，有人對物我齊一的這類藝術表現難以理解，劉孝儀《詠石蓮》詩就發出了“不解無情物，那得似人心”的疑問。同時代的人回答極妙：“但使心齊物，何愁物不齊？”對自然美的觀賞和藝術表現，決不是鏡子似的複映，而是傾注著創作主體的心血，因而才能使物色帶情，達到“素誌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鬆共爽”。自然審美的這種感情貫注，古今中外藝匠哲人均有發現。老托爾斯泰看到克拉蘭的湖光山色，便“立刻覺得想要愛”；阿米爾則驚歎：“一片自然風景就是一種心情”。相似的宏論，反映著人類共同的審美心理結構。不過在同中仍有不同的民族表現形式。
物我齊一的紐帶是主體的感情，感情的性質和狀態製約著物我的齊一。從六朝自然審美史實可以看出，那些情趣健康、人格高尚的人，往往對自然美特別敏感。陶潛潔身自好、知足寡欲，其高情逸趣便能與自然美景交感融彙。他在“樹木交蔭，時鳥變音”的美景前“歡然有喜”，“依杖久聽”田水聲，歎其“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和郭主簿》、《歸園田居》等詩對山水、田園的描繪，傾注著他多少深情啊！在這裏，那些高山、白雲、青鬆、芳菊、涼風、清蔭似乎已成為他親密的伴侶，招引著讀者的無限思慕。魏晉以降，能“師心”、“使氣”、堅守高風亮節的人愈來愈少，但也不能說舉世皆濁。以山水馳名的大謝、小謝，就清風尚存。他們都是有誌有才而難逞其能的人，因而那模山範水的清詞麗句，每每隱含著他們的情趣和懷抱。白居易評大謝詩“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泄處。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豈惟玩景物，亦欲攄心素”，不能不說是破的之論。靈魂空虛、精神貧乏的人，殊難產生自然審美。梁陳期間，士人大多情昧操低，遊山玩水、吟風弄月的“入耳之娛”、“悅目之玩”，每每淪為聲色狗馬之樂。“自我”的貶值乃至喪失，意味著外物對主體的拘役和壓迫，結果必然導致物我的分離，審美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