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然的審美必然刺激著美的創造，導致自然美藝術的產生和興盛。藝術美是對現實美的集中概括，自然美藝術的產生和發展，有力地標誌著自然審美的自覺。我們翻閱六朝的詩文集，便可發現，其中表現自然美的詩、賦、文章數量之多，前代無可比擬。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此時出現了獨立描繪自然美的田園詩、山水詩和山水畫。陶淵明的田園歌詠，雖然以農村生活風貌和他個人的躬耕體驗為基本內容，但其中確也有不少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對山水、草木、花鳥的描寫。如果說陶潛的田園詩由於政治和文風等原因還難以在當時廣為流行的話，那麼以二謝詩歌為代表的山水詩，卻釀成了風靡一時的藝術風氣。二謝特別是大謝的山水詩，雖然不時流露出追求感官享樂的頹廢情調，但由於他們受當權士族排斥，具有“貴不屈所誌”（《遊嶺門山詩》）的抱負和“得性良為善”（《遊山》）的情趣，因而此情寄於自然風物，仍然能在詩中表現出對自然的審美。就今存的文字資料判斷，六朝的山水畫不僅存在，而且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否則，就不會有顧愷之“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的分類，也不會有宗炳《畫山水序》的專門概括。蕭賁“嚐畫團扇上為山水”的事實，更有力地證明了山水畫的普及。僅據不完全的統計，六朝山水畫家就有顧愷之、宗炳、王微，夏侯瞻、戴逵、陸探微、謝莊等十餘人。當然，自然美藝術決不僅限於詩畫。梁簡文帝《九日侍皇太子樂遊苑》“千音寫鳳，百戲承雲”的詩句，說明自然美已進入音樂、舞蹈領域。其次還有園林藝術。園林中的樹木花草雖為自然物，但被人工移植於園囿之中，與建築相映成趣，就兼具了藝術創造的性質。《洛陽伽藍記》向我們展示了魏晉以來顯貴們“爭修園宅，互相誇競”的盛況；“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室芳樹，家家而築，花樹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鬆冬青。”及到六朝後期，就更是“園林多趣賞了”。
“自覺”一詞，本指人對自己有所覺察，後引申為認識並掌握客觀規律，以進入自由領域。因此，某一事物“自覺”最重要的標誌，是形成關於這一事物的理論，並以之指導此事物的實踐。同樣，自然審美意識自覺的最高標誌，也是自然審美理論的形成。這種理論，在六朝應運而生了。六朝自然審美理論的特點，是表述自然審美實質的豐富性和深刻性。陸機、葛洪、劉勰等人的文論，顧愷之、宗炳、王微、謝赫、姚最等人的畫論，鍾嶸的詩論，對自然美及其藝術表現均有角度不同的論析。此外，成公綏、謝靈運等人賦寫自然的文章，六朝許多歌詠自然的詩章，以及《世說新語》的有關片斷，也時有論及自然美的觀賞、藝術創作和鑒賞的精思妙語。而且大多數論析，都能抓住物性與人情、形美與神似、實感與韻味等關鍵問題展開。其中，尤以宗炳山水畫論和劉勰的自然美文論最為完備。
宗炳的《畫山水序》是我國最早的一篇山水畫論。文中“山水以形媚道”的命題，一語點明了自然美以形式美取勝的特征；“應目會心”、“神超理得”的表述，又準確勾畫了自然審美的心理過程；而“萬趣融其神思”、“暢神而已”的結論，更是抓準了自然審美適趣、動情的本質。劉勰《文心雕龍》的某些篇章，以樸素的唯物思想作指導，圍繞“物”、“情”、“辭”三者的關係，對自然美的藝術創作做出了更富美學色彩的理論概括。如《物色》篇就提出了“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自然審美論綱。在這一綱領的統攝下，他認為“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描寫自然是“既隨物以宛轉，亦與心而徘徊”。他既不廢“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的形似，又認為“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因此，他主張“入興貴閑”、“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其他，如要求“宛轉附物，怊悵切情”（《明詩》），“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詮賦》）等論斷，也都合理中肯。當然，我們也應當承認，六朝畢竟是自然審美初步覺醒時期，理論概括不可能很全麵、係統和深入。這正象一個剛剛站立起來的孩子，還難以對自我進行深刻的心理反省。
自然審美意識為何恰在六朝覺醒？回答這個問題應是一篇專論的任務。這裏隻能據筆者管窺蠡測作個極為簡略的回答。我以為，自然審美意識覺醒最深的根源，當然還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帶來的人與自然關係的新變化。正是這種變化擴大了人們的眼界，使人們既深且廣地認識了自然的眾多屬性及其與人類精神生活的複雜對應。當然，由此到自然審美的覺醒，又不能不經由許多複雜的中間環節。其中之一，是六朝士族由城鎮塢堡到山林莊園生活環境的轉換。山林莊園的自然風物為自然審美提供了理想的對象。恩格斯曾寫道：“站在賓根附近的德亨拉菲爾斯或羅甫斯培克的頂峰上觀看的景物——這便是具有形體的基督教。北德意誌的荒郊，表現了猶太人的世界觀。”此論從哲理的高度，揭示了外在自然與人類心靈的某種程度的對應。此論與我國古代所謂“江山之助”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確實，明麗而富於變化的江南風光，也疊印在古人的心扉，引發起人們愛戀與冥想的陶醉。此外，魏晉以來，“士”階層的擴大，失意士人的增加，避市遠禍、複歸自然意識的增強，也促成了自然審美意識的覺醒。許多文人每將山林與市朝對立起來，所謂“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疲策倦人世，斂性就幽蓬”，就流露了這種情緒。當時的人又多信奉玄學，繼承老莊匿跡山林的思想，“望岩懷逸許，臨流想奇莊”，將怡悅山林與遊心泰玄結合起來。時賢每言山水詩是對玄言詩的否定，但確切些說，“山水”是對“玄言”的辯證揚棄。“玄言”之不乏風景，“山水”之“時遇理趣”，就證明著二者的藕斷絲連。除以上條件，佛教的流行，佛徒“山棲木食”生活所釀成的“集岩水之娛”的意識；為適應農業開發、商業貿易而大量進行的對山川草木的地理學和植物學考察，也都有力刺激著自然審美意識的覺醒。探討六朝自然審美自覺的原由，有助於我們把握這一審美意識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