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納指我國曆史上通過向朝廷捐納資財獲取官職的一種製度，又叫資選、開納，到了清代又稱“捐納事例”，簡稱“捐例”，即官吏捐加級、封典，平民捐職銜，生員捐貢生、監生。實際上，這是朝廷赤裸裸的賣官斂錢。
捐納早在秦漢時就已出現。據史書記載，秦漢兩代，每逢軍興、河工或災荒，統治者就會賣官爵，以增加財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災，秦始皇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西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納粟邊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東漢末年，漢靈帝為了斂財，更是大舉賣官，上自三公，下至羽林郎，均可以錢購買，公、卿、吏各有定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幹戈，軍餉奇缺，各朝無不“鬻官為市”；待天下剛定，新朝才立，又因國庫空虛，率行開捐。以後的曆代封建政權無不開辦捐例。清代以前，賣官鬻爵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從清代起，捐納則製度化了，並成為科舉製的重要補充。
清代捐納分為兩類：一類是“現行事例”，主要是捐虛銜、捐封典，以及捐出身等。另一類是為解決應急事件，即救荒、河工、軍需等而開設的“暫行事例”，事竣而止，為捐納實官等。
文官捐納始於康熙十三年（1674）。為了發兵討伐三藩之亂，康熙皇帝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籌措軍響，其中之一便是鼓勵官民和富商捐納。捐納在當時有兩種情況：一是“捐官”，二是“捐助”，即根據出資多少，給官員晉級，送士子入監讀書，對官民給匾示族，給頂戴榮身等。“三藩之亂”平定後，又因西安、大同饑饉和修浚永定河等，再開捐例。這幾次捐例，除了翎銜、封典、加級記錄外，不僅可以捐知縣，還可捐道、府實缺官。由於定有捐納員缺，專由捐納人員補充，與科舉正途，兩不相礙。
雍正朝，對捐納放寬了限製，除道、府、同知不準捐納外，通判、知州、知縣及州同、州判、縣丞均可報捐。此外，還將康熙朝開始的文官捐擴大到武職捐，規定納千、把總均可捐納，以此開武官捐納先例。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遊擊。嘉道以後，庫藏虧缺。於是朝廷廣開捐納，以為生財之道。
清初捐納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總體講比例輕微，無關大局。嘉慶以後，情況大變。政府凡需籌集資金處，都要開捐，名目繁多，不可勝數。因捐納人員過多，銓補緩慢，士民捐納已不如以前積極。為鼓勵踴躍捐納，政府下令捐納銀錢可以打折減成，以後更翻出許多“花樣”，如先用、即用、遇缺等名目。到後來因為銀捐壓倒科舉正途，即便是進士想補知縣，也得捐納銀錢，否則補缺極難。
後人一提起清代的捐納，就會首先想到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小說。人們無不對書中那些迎合、鑽營、蒙騙、傾軋、昏聵糊塗、卑鄙齷齪的損官感到惡心，無不對那些蒙騙坑人的捐官感到切齒痛恨。該書對捐納製度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批判，但它畢竟是小說。作為一種選官製度，捐納製的出現和存在自有它的“客觀”原因和特定的曆史作用，不能簡單地看待它。實際上，清代捐納製，既是中國早期封建社會長期因襲的貨選用人製度的繼續，又是清代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社會曆史的產物。
清代捐納製度，始於順治朝，完備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泛濫於鹹豐、同治兩朝，終於宣統朝。它與科舉、蔭襲、保舉同為清朝選拔官吏的重要途徑，對於清代的社會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產生過非常廣泛而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