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納製度的產生與清代人口增長過速、社會上知識分子嚴重過剩有密切關係。清朝前期由於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人口大量增加。與此相應，士人也增加了十倍左右，但朝廷通過科舉正途錄取名額變化不大，僅為應考者的三十分之一。這就造成了文人嚴重過剩現象，造成千軍萬馬走科舉獨木橋的現象。許多文人士子由少到老，一次次參加科舉考試，“終不得一第”，從而對社會心懷憤懣。蒲鬆齡一生九試不第，寫《聊齋誌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此發泄胸中的不滿。
士人，本屬封建政治的基礎力量，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延續幾千年，與此不無關係，曆代士人通過座主、同年，以及上下級、門生、故舊等關係結成龐大而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維係著傳統社會結構，而到清代，文化人大量棄之於野，無疑是十分可怕的事情。這由曆次農民起義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就可以知道。為了穩固統治，政府不得不考慮用其他辦法解決文人出路向題。故捐納製度應運而生，成為科舉製的重要補充，使許多士紳子弟仕進有望，這實際上也是對地主縉紳階級的一種籠絡。
捐納製度在清政府的經濟、政治、軍事諸方麵作用重大。太平天國起義時，捐納竟成為鎮壓太平天國軍餉的重要來源。而洋務運動更是與捐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但為洋務運動提供了大批資金，而且提供了大量辦事人員。同時，捐納為一大批懷抱經世之誌，但屢試不第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據《清代七百名人傳》統計，通過捐納做到總督、巡撫一級的就達23人，如劉錦棠、端方、盛宣懷等；還有一些人通過捐納而成為政治上的風雲人物，如鄧世昌、楊深秀、徐錫林等。如果沒有捐納這一途徑，這些人很難在政治上表現自己。
從根本上說，捐官製度是貪汙腐敗之源，因為買官者一定要把錢撈回來。清人歐陽昱的《見聞瑣錄》中說，捐官者到任後如餓虎入羊群，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為了撈回捐官時花的大筆銀子，他們肆意加派糧餉，但統治者們卻對此置之不理，因為捐納是既定國策。
清朝買官的主要是商人、華僑、地主等有錢人。有的大商人銀子多，竟為繈褓中乳臭未幹的小兒捐官，妄想世代為官。巨富的大商人當然都捐巡撫、布政使之類的大官來做，有些小商人一下拿不出那麼多銀子，隻能先捐個知縣一類的小官作為入仕的開始，等到撈足了銀子再去捐大官。更有甚者，三五個人湊銀子捐官，一般是采取誰出的銀子多誰去做官，其他人或做師爺或做長隨，等到任撈了銀子大家再分的方式。因此，有人作詩諷刺道：“大掉槍花真苦心，群英會計一何深。捐官結得眾人義，獲利平分十萬金。”
還有個很出名的例子，說的是曾國藩在兩湖地區大搞賣官之事，籌措軍費，一時間紅頂花翎滿天飛，很多人傾家蕩產買了官之後一直等不到實缺，最後隻好自謀生路。徐珂的《清稗類鈔》裏說，長沙城裏有一個裁縫挑了一個擔子，擔頭上掛了一個紅頂花翎的官帽求售，說是買了官之後，官家不講信義，沒給官做，隻好賣了這頂帽子換錢。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最後曾國藩很不情願地出了幾百兩銀子，把那頂帽子收了回去。
從某種意義上說，捐納製度加速了清朝官場的整體性腐敗，從而也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大批文盲、商人和不知來路的地痞流氓進了官場，所以才會有《官場現形記》這樣的絕妙諷刺小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