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僧道出家，由官府發給僧尼的證明身份的文件，稱為“度牒”，也叫“戒牒”。宋代高承在《事物紀原·道釋科教·度牒》中指出：“僧史略》曰：‘度牒自南北朝有之。’見《高僧傳》：‘名籍限局，必有憑由。’憑由，即今祠部牒也。《唐會要》曰：‘天寶六年五月製：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之給牒自唐明皇始也。”另據《編年通論》：“天寶五年五月製。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自是而始。”根據這兩處資料，可知度牒是在唐代天寶年間開始正式發放的，是官方給出家為僧道者的身份憑證，由祠部掌管，僧尼以此牒作為身份憑證，免除徭役。所以，度牒在唐代也稱為祠部牒，是綾素錦素鈿軸，北宋改用紙，南宋改為絹。
《唐書·食貨誌》記載：“安祿山反，楊國忠遣禦史崔忠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禦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又儀度僧道收貲”。由此可知，度牒從正式發放之日起，便可以買賣，而且在唐宋時買賣之風特別盛行，被封建王朝當作一筆額外收入，以充軍政費用。
度牒的發放與登記僧尼有關，也與朝廷限製私度直接關聯。南北朝時已經有僧籍，故度牒可能始於唐代之前。在北魏時，僧人赴各地旅行，需要各地政府的證明文件，如文移、印牒等，但那隻是政府臨時頒發的旅行證明文件。
應該說，度牒製度進入宋代才真正成熟。宋代度牒，不僅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它的價格還隨使用範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1084）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元岉間定價為三百千，南宋紹熙三年（1192）定價為八百千。元豐至紹熙，百年間度牒價格增至六倍以上，其用途也異常寬泛。總體來說，度牒分為這幾大類：一是充青苗資本，限製高利貸者的盤剝，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朝廷收入；二是充市易本錢，防止大商人壟斷物價，穩定市場，並增加朝廷收入；三是作賑饑之用；四是旌表有功或孝節之人；五是南宋時期，朝廷還往往以度牒充軍費；六是以度牒經營商業。總之，宋朝時度牒可以作為貨幣來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蘇軾在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建蘇堤，竟然靠的也是度牒。紹聖三年，蘇軾在杭州太守任上，當時西湖“水淺葑橫，如雲翳空”，菰根葑田占了全湖麵積的一半。蘇軾上書說：“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複為人乎？”他決定鹽橋一河專受湖水，把從湖中挖出來的菰根填土築成長堤，並在堤上種植芙蓉楊柳，這就是後來的“蘇堤”。
為此，他在《乞開杭州西湖狀》中，請求皇帝撥發度牒一百道。他預算浚通西湖、開築堤壩需要20餘萬工，前幾年賑濟災民給了杭州一百道度牒，沒有用完，尚剩萬餘貫，可以換10萬工；朝廷再賜發度牒百道，剩餘的10萬工就不成問題了。也就是說，度牒一百道，起碼可以賣錢萬貫。當然實際價格還不止這個數。蘇軾浚通西湖時的米價為二百文一鬥，一張度牒可以換米千鬥。蘇軾用這些度牒買米傭工，才恢複了西湖的“眉目”，才有了“望之如圖畫”的“蘇堤”。
有了度牒，可以免丁錢避遙役，保護資產，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現象。因此許多豪強之家，公然買賣度牒，從中牟利，甚至偽造度牒。南宋時，因疆域縮小，朝廷收入減少，所以就連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稅役了。不過他們還可以享受其他權利，度牒仍有它一定的價值，所以紹興二十七年（1157）州縣仍有出賣亡僧度牒而不繳祠部的情形。
明代依然發給僧道度牒，洪武十四年（1381），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規定“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清帶順治八年（1651）免納銀給牒。其後又將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歸並為“地丁”一種賦稅。以地歸丁，不須報牒免役。但為了限製僧道的數量，依然實行發給度牒的製度，一直沿用到乾、嘉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