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是誰發明的呢？在古代，權指秤砣或秤錘，衡指秤杆。由於稱重量時，秤砣和秤杆要合在一起使用，因此慣稱“權衡”。
傳說大禹治水，劃分九州，“身為度，稱以出”，即以人作為度量衡標準。專家們推論，商代時青銅鑄造技術逐步成熟，在鑄造過程中可能已經應用了權和衡，用於秤重不同金屬配比的重量。所以，如果從曆史的角度看，中國的度量衡應該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
到目前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秤的完整實物是春秋時期的權衡器，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北方齊和秦等國墓葬中出土的不等臂衡秤，一種是在南方楚國墓葬中出土的等臂衡秤。不等臂衡秤指秤杆上隻有一端懸掛有秤盤，是現代杆秤的雛形；而等臂衡秤則在秤杆的兩端各懸掛一個秤盤，是現代天平秤的雛形。
民間流傳範蠡是這種不等臂衡秤的發明者。相傳範蠡在經商中發現，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東西，都是用眼估堆，很難做到公平交易，便產生了創造一種測定貨物重量的工具的想法。
一天，範蠡在路上偶然看見一個農夫從井中汲水，方法極巧妙：在井邊豎一高高的木樁，再將一橫木綁在木樁頂端；橫木的一頭吊木桶，另一頭係上石塊，此上彼下，輕便省力。範蠡頓受啟發，急忙回家模仿起來。他用一根細而直的木棍，鑽上一個小孔，並在小孔上係上麻繩；細木的一頭拴上吊盤，用以盛貨物，一頭係一鵝卵石作為砣；鵝卵石離繩越遠，能吊起的貨物就越多。於是他想：一頭掛多少貨物，另一頭鵝卵石要移動多遠才能保持平衡，必須在細木上刻出標記才行。但用什麼東西做標記好呢？範蠡苦苦思索了幾個月，仍不得要領。一天夜裏，範蠡一抬頭看見了天上的星宿，便突發奇想，決定用南鬥六星和北鬥七星做標記，一顆星代表一兩，十三顆星代表一斤。從此，市場上便有了統一計量的工具——秤。
時間一長，範蠡又發現，一些心術不正的商人，賣東西時缺斤少兩，克扣百姓。他想，怎樣把秤改進一下，杜絕奸商們的惡行呢？終於，他想出了改白木刻黑星為紅木嵌金屬星形，並在南鬥六星和北鬥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祿、壽三星，以十六兩為一斤。目的是為了告誡商人，必須光明正大，不能賺黑心錢，並說：“經商者若欺人一兩，則會失去福氣和壽祿；欺人二兩，則後人永遠得不了‘俸祿’（做不了官）；欺人三兩，則會折損‘陽壽’（短命）！”
就這樣，秤這種計量工具便一代一代流傳了下來。
等臂衡秤是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完整的實物，是戰國楚墓中出土的一套權衡器。這套權衡器包括一件木衡杆和九枚環形權，權是青銅鑄造，大的像兒童玩具車上的輪子，小的像耳環。衡杆上沒有刻度，中心有一個提紐，兩邊各掛一個銅盤，使用方法類似今天的等臂天平。由於春秋戰國時期楚國使用的貨幣是銅貝和黃金，因此推測這種小型權衡器是用於稱黃金的。
實際上對於秤來說，最重要的製作是在權上。《尚書·舜典》有“同律度量衡”之語。《孔傳》記載：“律者，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製皆起於律。”這就是說，權衡之製起源於黃鍾之律。“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以知輕重也。”那麼，最初的一銖又是怎樣確立的呢？據《漢書·律曆誌》記載，當時是以中等顆粒的黑黍粒來確定銖的，以十黍為累，十累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也就是說當初確定“兩”是以北方所產黑色黍穀等粒度的100粒重為一銖，2400粒為一兩，這是先秦時期的情況。秦統一中國後，統一了度量衡。
漢朝大大整頓了度量衡，設官專掌其事。銖的確定與秦同，都是用北方黑黍作標準，衡的造法是，1200粒中等黑黍的重量為十二銖（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
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戰亂不斷的時期，也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時期。秤這種稱量工具也開始出現了變化。最明顯的變化是權不再是單一的鼻紐半球形，還有仿生形的瓜棱形權、葫蘆形權，權的質地也不再局限於銅，新出現了鐵權、石權、瓷權等。南朝畫家張僧繇所繪的執秤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杆秤形象。畫中的杆秤與今天的杆秤幾乎一模一樣，在秤杆的一端懸掛有一圓盤，往裏相隔一段距離有三個提繩，說明這杆秤的計重標準有三個起點，稱量的範圍很大，小至一兩，重至幾十斤。秤上懸掛的秤砣也是今天常見的那種紡錘形。這說明杆秤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完全定型。
南北朝以後，杆秤和天平秤在我國繼續並行發展，發展的方向是追求更細的精度。比較重要的一次改進發生在宋代景德年間，創造出精密戥秤，最小可以精確到一厘。由於衡器的不斷改進，唐、宋時期將衡重的“兩、銖、累、黍”非十進位製，改為“兩、錢、分、厘、毫”十進位製，不僅計算方便，計量也更加精確。但自南北朝以後的一千多年，在基本形式和原理上，杆秤和天平秤都還是沿襲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形式和原理，沒有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