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筠亦曾論詩，他認為，“詩之為道，原本性情，亦根柢學問，非涉獵剽竊，僅事浮華而已”。又在《西招紀行詩》自序中說：“夫詩有六義，一曰賦，蓋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其見解本於詩的經學闡釋學說，表現在創作上，較明顯地突出了詩的政治倫理教化意義，關心時政的美刺態度卓然可見。
鬆筠的詩歌作品反映了邊疆少數民族人民艱難的生活以及作者所采取的濟民救民措施。如《綏服紀略圖詩》寫到：“憶昔住庫倫，遊牧地無垠。有訴盜馬牛，無搞歸林親。睦姻且任恤，勝刑兼賑貧。瀚海之甘澍，台吉任撫存。”描寫了他在庫倫安撫賑濟蒙古牧民的事情。《莽噶布蔑》寫到：“微霜秋草潤，晴日晚風柔。懸足群羊聽，應知無獵謀。”給讀者描寫了莽噶布蔑地區秋季微霜降落，綠草濕潤，晴日中柔風襲來，黃羊駐聽的一幅令人神往的邊塞風情圖。清人楊鍾羲在《雪橋詩話》卷七評價他的《西招紀行詩》，說：“衛藏自康熙季年設王官，以大臣鎮之，打箭爐外悉設郵站。和泰庵《西藏賦》外，鬆湘浦、顏惺甫尚書有紀行圖詩，王我師、馬若虛諸人則從事幕府，作為篇什。”
這些反映邊疆西域風貌，祖國統一的詩作，充滿了鮮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不僅豐富了邊塞詩歌的內容，而且為中化文化的多元組合融入了新的生機。
清代中期是一個文化交融發展的時代，蒙古人繼元朝之後掀起了第二次學習漢文化的高潮，這一時期漢文詩文作家輩出，漢文詩文創作繁榮，其中的特點還有許多，譬如出現了一批詩文書畫為一體的詩人，如詩人兼書法家的惠齡、詩人兼畫家的和瑛；以博爾濟吉特氏出現的文人最多等特點。研究這一時期的漢文詩文創作，不僅可以觀察當時民族間的政治曆史、文化風俗，而且還可以深入地了解各民族間繁榮的文化交流，對民族的團結與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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