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戰爭就是一種獲取利益的手段和途徑，它以暴力的形式滿足或實現了戰爭發動者的征服欲和占有欲。戰爭也常常被一些人當作晉升的階梯與捷徑，而這種熱衷戰爭的事功追求，是以眾多士兵的鮮血和性命為代價的，它嚴重違背了人的生存本性，因此當唐代詩人跳出具體的征戰，理智地思考邊塞戰爭時，更容易認清戰爭中立功封侯的殺人本質，進而從根本上否定血腥的爭戰：“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李白《戰城南》），“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曹鬆《已亥歲二首》），“將軍誇寶劍，功在殺人多”（劉商《行營即事》），“殺成邊將名，名著生靈滅”（於濆《隴頭水》），“將軍誇膽氣，功在殺人多”（張喬《贈邊將》），這些充滿哲理深思的詩句，如果站在敵我爭戰的角度，指責將軍的殺敵立功顯然有悖情理，但如果站在人性的高度來思考，它的揭露和批判就是異常尖銳而深刻的。那些從士兵角度來否定征戰立功的詩歌，更反映出唐代詩人的冷靜與睿智：“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吊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留長聲，嗚咽城南水。”（邵謁《戰城南》）詩歌以枯骨、荒壘、悲風、咽水的淒慘景象，烘托出輕生爭功的戰士朝暮而亡的悲劇結局，從而否定了舍身征戰、建立功勳的事功追求，這是清醒地認識到戰爭的本質後，詩人的傷心與悲歎。
閱讀唐代的邊塞詩，最可貴的是我們看到了一些邊塞詩人在理性的戰爭反思中已拋棄了狹隘的民族觀念，認識到戰爭不僅給中原人民帶來了不幸，而且同樣將災難降臨到邊疆少數民族的頭上，雙方的人民都是戰爭的受難者：“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李頎《古從軍行》）“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狽。”（王昌齡《宿灞上寄待禦璵弟》）詩人們對飽受戰爭之苦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同情與關心，表現出他們反思戰爭時的冷靜與理智、良心與公允，僅就這一點來看，這些詩人的思想境界就明顯地高於同時代的其他詩人。晚唐詩人貫休的《胡無人行》便是能夠代表唐代詩人這一思想高度的力作：“霍嫖姚，趙充國，天子將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燼胡帳幄。千裏萬裏，唯留胡之空殼。邊風蕭蕭，榆葉初落。殺氣晝赤，枯骨夜哭。將軍既立殊勳，遂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詩人堅決否定那些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殺戮之功，強烈批判戰爭中肆意殺戮的行為，明確提出帝王應以恩德治理天下，重視“八表來賓”的民族和睦，而不應當斬殺驅盡，造成北方胡地的空無人跡。貫休在《塞上曲二首》（其一）中，還有“單於右臂何須斷，天子昭昭本如日”的詩句，詩人借漢武帝之舊事，反對唐代帝王對外族的用兵，強調皇帝應如太陽般光照四海，對外族同樣應施以恩德仁愛。這些立足民族團結和睦高度來批判戰爭罪惡的詩歌，在古代邊塞詩壇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民族和睦才能興邦。唐代詩人站在曆史與民族的高度，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反思戰爭、批判戰爭，無情鞭撻輕挑戰爭的最高統治者，強烈譴責冒進貪功的將帥，同情飽受戰爭苦難的各族人民，他們對戰爭本質的認識，完全符合各族人民渴盼和平安寧的共同願望。唐代邊塞詩人的這種清醒與理智，也是值得後人去認真思考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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