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是盛唐邊塞詩派的代表詩人，他以自己親曆邊塞的切身體會，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邊防問題，深刻揭示唐代邊防政策的弊病，他的《燕歌行》一詩，就以政論的筆調表達了他對邊塞戰爭的理性思考與分析：“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詩歌讚頌守邊士卒的獻身精神，同情他們久戍邊塞、忍受與親人長期分離的痛苦，大膽揭露軍中的苦樂不均、邊將的驕奢淫逸和朝廷的用將不當。這首詩歌雖然是反映邊塞戰爭的，但其重點並不在於揭示民族矛盾，而是深刻剖析造成戰爭失敗的根源，將諷刺的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在唐代其他詩人的筆下也有不少有關戰爭的哲理之思：“古人薄軍旅，千載謹邊關。”（王勃《隴西行十首》其九）“肅穆廟堂上，深沉節製雄。”（高適《李雲南征蠻詩》）“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六）“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李商隱《漢南書事》）這些高度概括的詩句，充分反映出唐代詩人思慮精深的戰爭思考和強烈的批判精神。
“萬姓厭幹戈，三邊尚未和。”（劉商《行營即事》）生逢內憂外患時代的中唐文人襟懷難展，偃蹇困頓，麵對國勢衰頹、烽火不息、飄搖動蕩的時局，他們比初、盛唐的文人更多地感受到了滄桑之變，炎涼之苦，他們密切關注社會現實，關注邊疆的烽火硝煙，然而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勃發盛唐文人立功邊塞的那份熱情，雖然中唐也有不少文人士子湧向方鎮幕府，但那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正如韓愈在《與鳳翔邢尚書書》中所言：“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誌。”多患的時代，敵強我弱的形勢，使許多詩人在親曆邊塞之後，更現實地把筆觸轉向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上，轉向戍邊將士的痛苦和對邊將腐敗、朝廷昏庸的譴責上，這些邊塞詩或曲或直，或自身或他人，具有一種特殊的批判精神。“白首南朝女，愁聽異域歌。收兵頡利國，飲馬胡蘆河。毳布腥膻久，穹廬歲月多。雕巢城上宿，吹笛淚滂沱。”（皇甫冉《怨回紇歌》其一）這首反映唐與回紇矛盾的邊塞詩，借被虜婦女的愁苦傾訴，譴責了朝廷的腐朽無能。晚唐的邊疆烽火連綿，征戰不休，人們越來越厭倦戰爭，詩人的反戰呼聲也越來越高：“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裏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汪遵《長城》）詩人以史為詠，在曆史的對比中，表明自己的反戰態度：當年秦始皇雖然築起了堅不可摧的萬裏長城，但最終難免亡國之禍，他根本無法與堯帝在三尺高台上迎來的太平盛世相比。詩歌借助史事否定了唐代帝王的窮兵尚武，肯定了以道德仁義治天下的主張。而有如此理性思考的詩人，在唐代還有不少，他們或由“千萬人行無一回”的血腥事實，直斥朝廷的開邊黷武：“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白居易《新豐折臂翁》）；或從邊卒的遭遇出發，揭露統治者“休明時”的謊言：“城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終年事鼙鼓”（戎昱《塞下曲》）；或以戰爭中幸存者的哀傷，反映百姓為戰爭付出的慘重代價：“少年隨將討河湟，頭白時清返故鄉。十萬漢軍零落盡，獨吹邊曲向殘陽”（張喬《河湟舊卒》）；或由士兵與家人所蒙受的巨大痛苦來展現戰爭的罪惡：“夜戰桑幹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許渾《塞下》）；或描繪戰後骷髏遍野、日暮灰飛的陰森淒慘的景象，表達人們對戰爭的詛咒：“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髑髏皆是長城卒，日暮沙場飛作灰。”（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二）這些極富理性色彩的詩歌，紛紛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否定了以鮮血生命和巨大犧牲為代價而發動的黷武戰爭，顯現出唐代詩人成熟而理智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