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潔
唐代揭開了中國古代曆史最為輝煌的篇章，它的發展似乎在印證著中國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演進規律，在這曲折艱難的“分”與“合”中，戰爭始終與之相伴。在唐王朝統治中國的近300年間，由於種種原因，它與鄰近的少數民族不斷地發生戰爭。麵對殺人流血的邊塞戰爭，麵對“紛紛幾萬人，去者全無生”（王昌齡《塞下曲》）的殘酷現實，唐代詩人並不是一味地尚戰頌戰，而是冷靜思考戰爭的價值和意義，探討戰爭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和負麵影響，引導人們更清醒地認識戰爭的實質，從而保持了一種節製戰事的理智態度，因而在唐代同一時期或同一詩人的筆下，便會出現愛國歌唱與反戰呼聲並存的情況，這直接反映出唐代詩人的成熟與理智。
一、以理智的態度審視邊疆問題
自古以來戰爭都是國家與社會的沉重負擔和巨大災難，即使是那些正義的戰爭，也意味著流血犧牲，它帶給人民的是離別，是死亡，它嚴重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影響著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所以古代的至聖先賢一向反對濫殺無辜的戰爭，“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唐代文人，出於憂國愛民之心，他們在戰爭的反思中否定並反對大唐帝王開邊拓土的黷武戰爭。唐太宗朝的涼州都督李大亮曾深刻剖析過邊塞戰爭的弊端：“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敝。今招西突厥，但見其勞，未見其益。”（《通鑒》卷一九三）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先生在談到邊塞戰爭時也曾指出：“所有這些民族矛盾鬥爭，在今天看來，都是一係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為無論誰勝誰負，對於對方的人民來說，都是一種災難，一種悲劇。”而唐代這種災難和悲劇在長城內外綿延不斷，塞上塞下成為上演民族悲劇的大舞台。所以從初盛唐到中晚唐，客觀分析邊防問題，要求節製邊戰的詩歌不絕如縷，“天子如今能用武，隻應歲晚息兵機”（李嘉祐《題靈台縣東村主人》），詩人們委婉地諷勸善用武力的帝王，還是應該早點罷兵休戰。像這樣反對黷武戰爭的詩歌，表明了唐代詩人成熟的戰爭心態。
麵對使民族結怨、國家受損、人民受難的邊塞戰爭，唐代詩人對戰爭的理性思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們以關注邊塞的熱情，親曆邊地的生活體驗，擺脫了唐以前文人因疏離征戰而帶來的局限，他們站在曆史的高度，全麵客觀地思考戰爭的實質，重新審視邊疆邊防問題，由此唐代詩人首先認識到戍邊征戰是自秦漢以來中原人民世世代代共同麵臨的困境與難題：“憑軾訊古今，慨焉感興亡。漢障緣河遠，秦城入海長。”（李嶠《奉使築朔方六州城率爾而作》）“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王昌齡《出塞二首》）“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高適《薊門五首》之三）詩人們將唐代防邊衛土的活動推源到秦設長城、漢置虜障的曆史，不僅明確了自古以來中原防胡的恒久性，而且對曆史上綿延不絕的戰事，懷有深沉的憂傷之嗟：“昔日長城戰，鹹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王昌齡《塞下曲四首》之二）“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李白《關山月》）這些因戰爭而起的感慨，更加深了人們對付出巨大代價的開邊拓土戰爭的質疑：“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杜甫《前出塞九首》其一）“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李頎《古從軍行》）“誰知漢武輕中國，閑奪天山草木荒。”（沈彬《塞下三首》之三）“邊土無膏腴，閑地何必爭？”（司馬劄《古邊卒思歸》）詩人們不約而同地否定了勞民傷財、開邊拓土的黷武之戰，冷靜客觀地分析了邊塞戰爭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