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七年，楚國無宇的守門人逃進了楚王的章華宮，無宇要進去抓人，反而被守護章華宮的官員逮捕了。無宇就對楚王說：“《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您的，為什麼不能到王宮裏抓人呢？”楚王隻好答應了他的要求。
引詩為證，表明《詩》的地位受到了相當的尊崇。這種蔚成風氣的“引詩為證”，必然有效地促成了《詩經》的流傳和在民眾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第三節徒歌明誌
在《詩》三百篇之外，古代還有一些沒有被配以管弦的詩，這就是“徒歌”。徒歌大概都是民間的產物，老百姓常作徒歌來表達自己的愛憎感情。《左傳》中最有意思的一首徒歌，是這樣產生的：宣公二年，宋國將軍華元打了敗仗被鄭國人抓了去，逃回來以後，擔任監督築城的官職，築城的役人就對他唱道：
【原文】【今譯】
睅其目，鼓著大眼睛，
皤其腹，腆著大肚子，
棄甲而複。丟盔棄甲逃回來。
於思於思，大胡子大胡子，
棄甲複來！丟盔棄甲逃回來！
華元聽了役人唱的歌，就派他車上的衛兵對答道：
【原文】【今譯】
牛則有皮，有牛就有皮，
犀兕尚多，犀牛兕牛還很多，
棄甲則那？丟盔棄甲怕什麼？
築城的工人又針鋒相對地唱起來：
【原文】【今譯】
從其有皮，就算牛皮多，
丹漆若何？沒有丹漆又如何？
我們可以想象，這個敗軍將軍華元怎樣在役夫的歌聲和笑聲中狼狽逃走的情景。
子產在鄭國執政的時候，進行了許多改革，但是老百姓開始並不理解，反而埋怨不休，眾人唱歌責罵子產說：
【原文】【今譯】
取我衣冠而褚之，把我的衣帽沒收來貯藏，
取我田疇而伍之，把我的田畝沒收來丈量。
孰殺子產，誰去殺子產，
吾其與之！我一定幫他忙！
過了三年，人們發現子產的改革對國家有利，十分感激他，又作歌唱道：
【原文】【今譯】
我有子弟，我們有子弟，
子產誨之。子產來教誨。
我有田疇，我們有田地，
子產殖之。子產來栽培。
子產而死，如果子產死，
誰其嗣之！有誰來繼位！
從要活活殺死子產到想到子產若死，無人為繼，反映了老百姓觀念的轉變和他們的淳樸、善良、正直。
這些詩雖然沒有被配以管弦，入之聲歌，也沒有被采到朝廷中去，但它們是真正民間風味十足的作品。它們措辭直率、感情濃烈，而且不避鄙俗，情實畢見，可見在《詩經》之外，民間還自有詩在。
第四節孔門詩教
到了孔子時代，獻詩、賦詩的盛況，已不可多見了，這主要是因為春秋時期，公室卑弱，大夫兼並，宗族製度日漸瓦解，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種政治上的大動蕩，必然衝擊著社會的上層建築，禮樂自無法免受其禍，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禮崩樂壞”現象。當時樂師大量流亡，古樂漸漸佚失，代之而起的，是新聲，也就是孔子深惡痛絕的“鄭衛之聲”。孔子曾十分憤慨地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鄭衛之音”是春秋晚期流傳在中原鄭國、衛國一帶的音樂，是一種地方音樂。孔子最早將“鄭聲”作為雅樂的對立麵提出來，將其定性為“淫”，提出“放鄭聲”的主張。“淫”，這裏是指失去節製、過分的意思。可能它的樂調比較熱烈，節奏比較歡快，不符合以“中和”（《中庸》關於“中和”的定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為特色的、可以奏之郊廟、奏之鄉黨，資暢和平、涵詠情性的雅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