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今譯】
明明在下，文王明德四海傳揚，
赫赫在上。赫赫神靈顯耀天上。
天難忱斯，天意實在難以相信，
不易維王。國王也並不好當。
天位殷嫡，上天有意讓殷紂為王，
使不挾四方。卻又使他失去四方。
趙孟從詩中聽出了令尹是有政治野心的人，所以很擔憂。
上麵幾個賦詩言誌的小故事，都使我們看到在賦詩言誌的時候，人們往往不顧及全詩的主題，而是隨心所欲地割取與已有關或有用的句子。有的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也被牽扯到一起。如襄公二十六年，晉侯拘囚衛侯，鄭國子展賦《將仲子》詩來勸諫。我們知道《將仲子》是一首愛情詩，寫一個女子有所愛又擔心社會輿論。子展借詩中“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來暗示拘囚衛侯可能引起人們的非議。前引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隴之會，子展賦《草蟲》，趙孟聽了高興地說：“好啊，真是百姓的主人，但是武（趙孟自稱）不足以承當啊！”其實《草蟲》本是思婦詩。子展取其中的“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來表示對趙孟的歡迎。
賦詩言誌既然往往斷章取義，就必然比較含蓄、婉轉，甚至可以說是“霧裏看花”，終隔一層。因此就要求人們熟悉《詩》，做到如數家珍，這樣才能在別人賦詩的時候，馬上聽出對方是褒是貶，而在你自己需要借詩言誌時，也能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春秋時代，外交官員如果對《詩》不熟悉，或者不甚解其意，是要鬧笑話甚至出“政治問題”的。齊國的慶封兩次出醜，都是因為對《詩》不熟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慶封訪問魯國，魯國大夫叔孫豹請他吃飯。因為慶封吃相不雅，叔孫豹當他的麵賦《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而慶封居然聽不出詩中嘲諷的意思，這是多麼丟臉的事！過了一年，慶封逃難到了魯國，又是叔孫豹接待他。而慶封的表現依然不好。這次叔孫豹幹脆叫樂工朗誦《茅鴟》諷刺他。《茅鴟》是一首逸詩，杜預在《左傳》注中說：“《茅鴟》，逸詩，刺不敬。”而慶封對這樣的詩也沒有任何反應！這又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昭公十二年，宋華定出使到魯國，魯國人設宴招待他，為他賦《蓼蕭》。華定因為聽不明白，所以沒有回贈詩。叔孫昭子說：“這個人一定會逃亡。詩中所說宴會上的笑語不懷念，寵信和光耀不宣揚，美德不知道，共同的福祿不接受，他憑什麼在其位呢？”
前麵說過，賦詩要是不明其意，用錯了地方，會出大亂子。齊國的高厚就出過這種差錯。
襄公十六年，晉侯和諸侯在溫地宴會，晉侯讓諸侯的大夫舞蹈，說：“所唱的詩一定要和舞蹈相配。”齊國高厚的詩和舞不相配，晉國的荀偃就發難了，他說：“諸侯有二心了。”於是聯合了魯、宋、衛、鄭、邾各國的大夫，並盟誓說：“要共同討伐那不忠於盟主的人。”當然不可能真正因為一首詩引發一場國際戰爭，這裏麵一定有各種複雜的利害關係，但是，這一首詩卻是導火索啊，這後果多麼嚴重！所以各國都非常重視賦詩這種外交活動。他們在派遣出國人員時，都很慎重地選擇具有這方麵才能的人。晉公子重耳的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晉公子重耳逃亡途中來到秦國，秦穆公設宴招待他，重耳手下的謀士狐偃事先告訴重耳：“在外交辭令的修養上，我比不上趙衰有文采，讓他陪同你去赴宴吧！”趙衰在會上果然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下麵我們附帶說說“引詩為證”。
《漢書·藝文誌》說：“《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因為布在人口，被廣泛地傳誦，雖然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劫難，還能保留了下來。《詩》的被廣為傳誦，不僅僅是因為“獻詩陳誌”、“賦詩言誌”的活動，還在於它經常被人稱引。這就是“引詩為證”。
周代貴族階層在日常言行中，有引經據典，以示學養深厚的習慣。《詩》是經常被引用的。引用這些現成的詩句，使人們的語言更有表現力，更有說服力。如襄公二十九年，鄭國大夫在伯有家結盟。裨諶感歎說：“《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意思說君子常常結盟，禍亂於是就長久不息了。襄公三十一年，叔向說到辭令的重要性時，也提到《詩》：“《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意思說，辭令和順，百姓團結，辭令動聽，百姓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