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先秦時期就享有極高的聲譽。孔子對《詩經》的稱譽很多，散見於《論語》等書中，諸如“不學詩，無以言”等。當時整個社會也公認《詩》的崇高地位。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這是公元前六百三十三年的事，在這時候，人們已把《詩》看作是義理的庫府了。《管子·山權數》說當時“《詩》……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地，一金之衣”。所以在各種場合廣泛地引用《詩》，在那時是極普遍的事，就好像詩歌風靡唐代社會各階層的情況一樣。據統計，在《左傳》中，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各種人物引用《詩》及其逸詩的，就達二百三十多次。《詩》不但是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百科知識全書，最重要的還在於它是貴族、官員、士大夫在社會、政治交往中的重要工具。
《詩經》是可以配樂演唱的，那時所說的詩和歌，並沒有意義上的差異。有一個叫師摯的樂師，他的演唱非常動人，《論語·泰伯》記孔子聽了他的歌唱十分讚賞，慨歎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在《論語》一書中，點到姓名的樂師就有師摯、師曹、師乙、幹、繚、缺等人，可見當時為了演唱詩歌，曾經擁有一批陣容相當可觀的樂師隊伍。各國除了擁有官家的樂師、樂隊之外，貴族子弟還要學習樂語。《周禮·春官》載：大司樂“以樂語教周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語”，就是指配樂而唱的歌詞。
歌手們演唱的場合，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在祭祀、宴會和各種典禮上。這時候唱的詩，是被當作儀式的一部分，也具有使賓主娛樂的目的；另一種是在政治外交及其他社會生活中，或是獻詩明誌，或是賦詩言誌。關於儀禮樂歌，我們已在《詩經》的祭祀儀禮歌部分敘述了，下麵分別介紹“獻詩陳誌”、“賦詩言誌”、“徒歌明誌”以及“孔門詩教”。
《尚書·堯典》道：“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關於“詩言誌”，不同的曆史時期，對“誌”的內涵有不同的解釋。在孔子時代，可能更強調“誌”是關於政治、教化方麵的態度、理想，而戰國中期以後，由於對詩歌抒情特點的重視以及百家爭鳴的展開，“誌”的含義就更寬泛了，如鄭玄注曰：“詩所以言人之誌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毛詩序》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誌並提，更加客觀。《論語·公冶長》寫道：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誌？”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誌！”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從這一段師生對話中可以看出，《論語》中的“誌”的確是指懷抱，是儒家修身治國經世濟民的理想，但並不是所有的場合，這個“誌”都指政治教化方麵的問題。
抒發懷抱，可以像孔子師生這樣用說話來表達，也可以用“鍾鼓道誌”即歌唱的形式來表述，鍾鼓是伴奏時所用的樂器。《周禮·春官》言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朱自清先生認為這六種樂語中，“興、道”，是合奏；“諷、誦”，是獨奏；“言、語”是將歌辭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它們通過歌辭來表示情懷，所以稱為“樂語”。用“樂語”來交流思想，這大概是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政治外交場合或一些社會生活中，人們用樂語交流思想感情的情況，可以分為“獻詩陳誌”、“賦詩言誌”兩種。
第一節獻詩陳誌
《國語·周語》中有一則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召公諫厲王彌謗》。周厲王是周朝曆史上最為殘暴的昏君，召公勸諫他要重視百姓的意見，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然而厲王卻請來了一個自稱法術廣大的衛國巫師，讓他監視老百姓，巫師向厲王告發誰，誰就遭到厲王的殺戮。這樣一來，老百姓就把怒氣壓在心裏，表麵上不發牢騷了。厲王自以為得計。召公就又一次向他進諫，告訴他天子聽政，應該“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而事行而不悖。”
這個故事提到公卿和列士獻詩給天子，目的是進行勸諫。他們的諷諫，是特地做的詩，隻是辭，故事中提到的瞽獻曲，這便是樂工的合作，將詩和曲兩者配合起來，就是上麵說的“鍾鼓道誌”，就是“樂語”了。
獻詩就是作了詩獻給在上位者。據顧頡剛先生說，隻有公卿列士才有資格做詩獻詩進行勸諫，庶民百姓還沒有這樣的權利。在《詩經》中，有一些地方還提到了獻詩者的名字，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小雅·節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