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後，朱熹所下的“興”的定義，漸為多數人所接受。但朱熹關於“興”與主題毫無關係的觀點，也引起人們的懷疑。明代郝經在《詩經原解》中就質問道：“關雎本比，而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於‘雎鳩’二語之中……安得謂首二句但為興起所詠而已？”
總結以上幾種論述，我們認為，“興”的用法是這樣的：起興，用在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就是先描寫某種事物的形象，以引起作者對所要詠唱的內容的敘寫。這些先描寫的事物，和主題關係有三種。第一種起發端和定韻的作用，它和下文的關係正如朱熹所說的“全無巴鼻”；第二種是詩人心中先有某種情感，偶然觸到了一種事物（這種事物可以是他眼前見到的，也可以是他以往體驗過的），於是內蘊的感情被突然激發了，就像潛伏在海底的冰山，找到了契機浮上水麵。這種情況下的興辭中的形象，與正文“所詠之辭”，在意義上往往有某種相似的特征，所以能起到一定的比喻作用，它跟主題之間就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三種的興辭有渲染氣氛、烘托主題的作用。
我們先看第一種。這裏的興隻起發端和定韻的作用。如《秦風·黃鳥》：
【原文】【今譯】
交交黃鳥，啾啾鳴叫的黃鳥，
止於棘。在荊棘樹上棲息。
誰從穆公？誰為穆公殉葬？
子車奄息。是那子車氏的奄息。
維此奄息，就是這位奄息，
百夫之特。好漢中數他第一。
臨其穴，看他走近墓穴，
惴惴其栗。全身發抖戰栗。
彼蒼者天，蒼天啊蒼天，
殲我良人。把我們的好人害死。
如可贖兮，如果能夠贖回他啊，
人百其身。願意用百條性命交易。
秦穆公臨死，命子車氏的三個兒子為他殉葬。這三個人都是國中的優秀人才，國人哀歎他們的不幸，就詠唱了這首歌。黃鳥的起飛和停落，與詩的主題並沒有任何關係，作者隻是用它來作為開頭。全詩三章，分別寫黃鳥落於“棘”，落於“桑”、落於“楚”，這顯然是虛寫，目的是為了定韻。如這第一章中的“棘”、“息”、“特”同韻；第二章中的“桑”、“行”、“防”同韻；第三章中的“楚”、“虎”、“禦”同韻。再如《秦風·車鄰》二、三章：
【原文】【今譯】
阪有漆，山坡上漆樹綠油油，
隰有栗。窪地裏栗樹連成片。
既見君子。見到君子多高興，
並坐鼓瑟。並坐鼓瑟賽神仙。
今者不樂，今天行樂不及時，
逝者其耋。光陰逝去，白發在眼前。
阪有桑，山坡上桑樹一行行，
隰有楊。窪地裏白楊蕭蕭響。
既見君子，見到君子多歡暢，
並坐鼓簧。並坐吹笙喜洋洋。
今者不樂，今天行樂不及時，
逝者其亡。死到臨頭空悲傷。
詩的主題是勸人及時行樂。興詞中的漆、桑、栗、楊，和主題之間並沒有意義上的牽絆，所以它們除了引起下文所詠之詞外，就是起定韻的作用。如第二章中的“漆”、“栗”、“瑟”、“耋”同屬脂部，而第三章的“桑”、“楊”、“簧”、“亡”同屬陽部。
“興”的這一種用法，我們在古代和現代的民歌中也經常可以見到。顧頡剛先生曾經用他收集到的吳歌材料做例子說明這種用法：如“陽山頭上花小藍，新作媳婦許多難”、“螢火蟲，夜夜紅。親娘績苧換燈籠”、“梔子花開心裏黃，三縣一府捉流氓”。福州地區民歌中也有“一條手巾纏茶籃，作人媳婦真艱難”。“真鳥仔，啄菠菠，三歲孩兒能唱歌”等。以上民歌的首句都是興辭，它們與全詩內容並無瓜葛，僅僅是起了發端、定調的作用。
第二種興辭，是興中有比，興辭和主題有一定的內在聯係。如《邶風·旄丘》：
【原文】【今譯】
旄丘之葛兮，高丘上的葛藤啊，
何誕之節兮？為什麼四處蔓延？
叔兮伯兮！大叔大伯們啊，
何多日也？為什麼多日不露臉？
《毛序》說這首詩是黎國的臣子寫的。狄人迫逐黎侯，黎侯逃到衛國，希望得到庇護，但是衛國沒有給予必要的幫助，黎臣心中埋怨，就作此歌。詩人登上土山，見到綿延交纏的葛藤，不禁觸動了心中的痛處，便以葛的蔓延來比人們之間應互相關照，並借以起興。最有名的興中有比的例子是《周南·關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