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諷刺士大夫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樣子嗎？而《野有死麇》一詩，描寫了年青獵人和少女的戀情，表現了強烈的反禮教精神，也被列為“正風”。《四牡》是《小雅》的第二篇，被列為“正小雅”之類，但它反複詠唱：“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抒發了服役者難以承受征役的重負、難以歸養父母的痛苦心情。所以，我們對“變風”、“變雅”之說，隻能將其作為參考，而不能為其所左右。
《詩經》研究者又有“四始”之說。這種說法主要見於“三家詩”——魯詩、毛詩、齊詩。
魯詩說見於《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也就是說，《風》、《大雅》、《小雅》、《頌》開頭第一首就是“始”。
毛詩說見於《毛序》：“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成伯璵《毛詩指說》解釋這段話時說：“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所以毛詩所說的“四始”，可能是指“正詩”，也就是相對於“變風”、“變雅”而言。
齊詩說見於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的《詩緯》：“《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鳴雁》在申為金始。”這種說法反映了齊詩以陰陽五行說詩的作風，純是荒誕無稽、不足為據之談。
三說中，魯詩說尚有可取之處。毛詩說不免有個人臆測之嫌。
第三節賦、比、興
我們知道，感情是詩的血脈，《毛詩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吟詠情性也”以及“詩以道性情”等等，這都是前人從創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而情本身無形象可言，如煙靄如朝嵐，無處捕捉。詩人隻有通過語言並借助客觀的事物，把蘊蓄在內心的情感傾吐出來，“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賦、比、興三者，就是詩人抒發感情的三種最佳手段。唐代孔穎達曾就《風》、《雅》、《頌》、賦、比、興這“六義”的區別，說過這樣的話：“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賦、比、興是《詩經》的三種表現手法，《風》、《雅》、《頌》是《詩經》的三類詩，賦、比、興是為《風》、《雅》、《頌》服務的，所以都屬“六義”範圍。這可以算是確論了。那麼賦、比、興三者在具體的運用中有什麼不同呢？
賦：敷陳其事
在賦、比、興中，賦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種表現手法。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什麼是“賦”呢？劉勰在《文心雕龍·釋賦》中釋“賦”為：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誌也。
鍾嶸《詩品序》：
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朱熹在《詩集傳中》釋“賦”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無論是“鋪采摛文”、“直書其事”還是“敷陳其事”，都道出了“賦”的直接敘事抒情的特點。“賦”，在古代讀為“敷”、“鋪”、“布”音，都可訓為“布”，即平鋪直敘之意。當然，這種平鋪直敘，必須糅合了內心的情感，緊密扣住主題。它是一種直接描寫、敘述被詩人感情化了的事物形象的方法。它不曲折不隱晦，簡潔明快、酣暢淋漓地表情達意。
在《詩經》中，“賦”的表現方式是多樣化的，既有全詩皆為賦體的，也有首章用比興，而後麵章節用賦法的；既有對某個場麵的描寫用賦法的，也有對人物的肖像描寫用賦法的；有全篇用對話來鋪敘其事的；有用回憶來倒敘的……同屬“賦”的範疇，手法卻靈活多變，不拘一格。
整篇用賦的如《豳風·七月》，是《詩經》中最典型的，全詩八章，鋪寫了奴隸一年十二個月的勞動、生活情景。如前麵舉過的第一章，就是從歲寒寫到春耕，寫了氣候的變化、生活的貧困、春耕時的備農具、下田以及妻兒送飯到田頭的情景，鋪寫可謂詳盡，但並非雜亂無理路。
有一章用賦、他章不用的，如《秦風·車鄰》：
【原文】【今譯】
有車鄰鄰，車隊轟隆隆地前進，
有馬白顛。拉車的駿馬白毛長在額前。
未見君子，沒有見到懷想的國君，
寺人之令。要等侍衛下令傳見。
《車鄰》三章，這一章全用賦法寫秦國國君車盛馬壯，侍衛威風凜凜的情景。
《大雅·大明》和《小雅·無羊》是用賦法進行場麵描寫的佳構。先看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