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風》、《雅》、《頌》
前麵提到《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吳國公子季劄很羨慕周樂，他到魯國出使的時候，要求魯國演奏周樂。魯國的叔孫穆子就召集了樂工，按照《風》、《雅》、《頌》的次序，為他進行了表演。那麼，什麼是“風”、“雅”、“頌”呢？曾經有人認為，“風”、“雅”、“頌”指的是詩的體製和內容。如《毛詩序》：風，風（諷）也。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大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按照《毛詩序》的解釋，“風”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教化，二是諷諫。君主對臣民進行教化；臣民對君主進行諷諫。不管是教化還是諷諫，都要含蓄、委婉，就像自然界的和風吹物一樣。對於“風”的委婉、含蓄，清人章潢有一段極為美妙的形容：“風之體輕揚和婉，微諷譎諫，托物而不著於物，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嚐超於言詞之表。”他還形容“二南”：“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者，不覺其入之深而鹹化育於其中也。”
《毛詩序》認為“風”和“雅”相反，“雅”是用“正言”來談論王朝的得失利弊，而“頌”是“容”，即形容王者的美德。
《毛詩序》的這種概括，雖有一定道理，但總體上並不準確。因為我們在《風》詩中也隨處可以發現“正言”，如《周南》、《召南》中的某些詩，而在《雅》詩中，也不乏“譎諫”之作，如《小雅》中的民歌。
朱熹則認為《風》、《雅》、《頌》是依照內容來劃分的。《詩集傳序》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裏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他在《詩集傳·國風序》中更明確地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朱熹的論述，也有考慮欠周之處。如果《風》詩都是民間的歌謠，則現在的《風》詩中卻摻雜著上層人物的作品，如《載馳》即許穆夫人所作，《雅》詩中也有一部分是裏巷歌曲，如《小雅》中的《何草不黃》，是從役士兵控訴徭役勞苦之歌。
所以僅從體製或者內容來解釋《風》、《雅》、《頌》的劃分，都失之於偏頗。
到了宋代，鄭樵在《通誌》中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詩經》是依照音樂來劃分《風》、《雅》、《頌》的：“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鄭樵的觀點已為現代學者所接受。
《風》
《左傳》成公九年有一則故事，說的是楚人鍾儀被鄭人俘虜後，輾轉送到晉國。鍾儀的先人曾任樂官，晉侯就要他奏樂。鍾儀戴上楚國的高冠，奏起了南方的樂曲。晉侯對範文子說起這事，範文子說：“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範文子說，這個楚國的犯人是一個君子，他承認自己的先人是樂官，這表明他不忘根本；他彈奏家鄉的土調，這是不忘故國的表現。範文子在這裏也是用“風”來稱呼鍾儀彈奏的南音。可見，“風”就是“土樂”的意思。關於這一點，餘冠英先生《詩經選注序》中有一段風趣的解說。他說“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就是各國的土樂。古人說“秦風”、“魏風”、“鄭風”，如同今人說“陝西調”、“山西調”、“河南調”。“風”字的意思就是樂調。《山海經·大荒西經》言：“太子長琴，始作樂風。”郭璞注雲：“風，曲也。”《詩經·大雅》中有一首《崧高》，詩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可以解釋為：吉甫作的頌詩，詩句很美妙，配的樂調很動聽。
古人為什麼用“風”來作為音樂曲調的名稱呢？大概是因為風吹動之時，觸發出大小高低不同、清濁長短不一的各種聲響，十分悅耳動聽，古人便以“風”來比音樂曲調了。風詩顯然帶著很強烈的地方色彩，編《詩》的人便根據各地樂調的特色，分成十五《國風》。“國”隻是區域的意思，並不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如“王風”，指京都之地的樂調，猶如今天所說的“京腔”；“鄭風”，是鄭地的土樂；“秦風”，秦地的土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