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的實際情況來看，《頌》詩中用於祭祖、祈年等祭祀的，有三十三篇（《周頌》二十八篇，《商頌》五篇）；用於朝會宴飲及歌頌功德的，有八篇（其中《周頌》四篇，《魯頌》四篇）。這些頌詩，既有歌詩，也有舞詩。它們的運用，是根據祭禮的需要，有時載歌載舞，有時隻歌不舞或隻舞不歌。
《頌》分周、魯、商三種。《周頌》是天子的樂詩。魯國是諸侯國，它的祭祀詩之所以被列為頌詩，是因為“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宋國也是諸侯之國，宋國祭祀祖先的詩之所以被列為頌詩，是因為宋國的君王是商王朝天子的後代。《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說：“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由此可知，魯國、宋國的祭祀詩被列為頌詩，是周成王表示不忘周公、宋君的意思。
講到《風》、《雅》、《頌》和音樂的關係，我們還要附帶提及一個“笙詩”的問題。
如果我們翻開《詩經》，仔細計算它的篇目，就會發現《詩經》不止三百零五篇，而是三百一十一篇。原來，在《詩經》的《小雅》部分，有《南陔》、《白華》、《華黍》、《曲庚》、《崇丘》、《由儀》六篇詩，是有篇目而無辭的，它們就是“笙詩”。
我們知道，《詩經》中的作品原先都是樂歌，是由樂器伴奏著歌唱的。所以人們對“笙詩”就有了兩種解釋。一種說：“笙詩”是笙樂的名字，它隻是一種樂曲，在演唱詩歌的時候，插入吹奏，好像現代歌曲中的“過門”，本身沒有實在的意義。如朱熹就提出說，《鄉飲酒禮》、《燕禮》中稱《鹿鳴》、《四牡》等詩為“歌”，而稱《南陔》、《白華》等詩時，隻稱“笙”、“樂”或“奏”，可見《南陔》等詩是有聲而無辭的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另一種看法是，“笙詩”本來是用笙來伴奏的詩歌，隻是在流傳的過程中，失去了它們的歌辭。如《毛詩正義》談及亡逸的原因，說這六首詩，“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
這兩種意見，孰是孰非，現在還無法給以論定，也許哪一天考古學上有了這方麵的重要發現，我們就能解開這個千年之迷了！
第二節“變風”、“變雅”、“四始”
《詩經》研究中有“變風”、“變雅”之說。所謂“變風”、“變雅”，是相對於“正風”、“正雅”而言。一些《詩經》研究者將歌頌的、倡明教化的詩稱為“正”，而把暴露、批判、反禮教的詩稱為“變”。此說首見於《毛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毛詩序》總結了《詩經》的政治教化作用，並且指出音樂和時代、政治的關係，這是對的，但是它認為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社會弊病和抒發個人哀思的作品，都是“變風”“變雅”，這就不夠嚴謹。東漢的鄭玄秉承《毛詩序》的觀點，對《詩經》中的作品作了“正”、“變”之分，但卻是矛盾間出，難以自圓其說。因為照鄭玄的劃分，《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邶風》至《豳風》十三篇為“變風”；《鹿鳴》至《菁莪》十六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就在被列為“正風”、“正雅”的詩中，我們看到也有諷刺的作品，如《召南》中的《羔羊》：
【原文】【今譯】
羔羊之縫，羊羔皮衣穿在身，
素絲五總。白絲繡得花樣好。
委蛇委蛇，搖搖晃晃走過來，
退食自公。公所酒宴吃得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