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
《毛詩序》對《雅》的解釋是：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朱熹《詩集傳》基本上繼承了《毛詩序》的觀點，他對“雅”的解釋是：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
把“雅”解釋成“正”，這是對的，但是《毛詩序》從“正”引申出“政”，說《雅》是“言王政廢興”之作，這顯然是臆斷之辭，而朱子隻指出“雅”是正樂之歌，並沒有指出為什麼是正樂，也缺乏說服力。
近代研究《詩經》的人，對“雅”也作出了種種闡釋，其中著名的有章太炎和張西堂兩位先生的樂器說。他們認為“雅”本是一種樂器，用這種樂器伴奏的樂歌，就叫“雅”，但這種理論缺乏足夠的證據，連首倡此說的章太炎先生也不敢持十分肯定的態度。另一種關於“雅”的說法，也是太炎先生提出的。他在《小疋（雅）大疋（雅）說下》中說，秦聲（今陝西一帶的民歌）的特點是多“烏烏”之聲，而西周曾建都秦地，其聲也必然“烏烏”，“烏”、“雅”二字古同音，又是一物（“烏”即烏鴉，“雅”同“鴉”），所以西周天子腳下的樂曲，便命名為“雅”。這一說法很有趣很新鮮，但也很難說服人。秦聲固然“烏烏”，何以證明周聲也必“烏烏”呢？
那麼，到底什麼是“雅”呢？“雅”就是朱熹說的“正樂之歌”。西周京都一帶古稱夏，周代統治者自稱“夏人”，所以產生在現在的陝西西安和河南洛陽附近的詩歌便稱作“夏樂”。古代“雅”、“夏”二字同音，所以又把“夏聲”叫作“雅樂”。《墨子·天誌下》說：“非獨子墨子以天之誌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誌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墨子所引詩即《詩經·大雅》中的《皇矣》，墨子卻寫作《大夏》。墨子去《詩》時代不遠，可以證明“雅”、“夏”在當時是相通的。為什麼說“雅”是“正樂”呢？這是因為周天子為了突出王權，便把“雅”尊稱為正樂。周人把自己通用的方言稱為“雅言”，以別於京都之外其他地區的方言，也是出於這個用意。
《雅》有大、小雅之分。二者之所以有區別，有人說是由於音樂的原因，如餘冠英先生認為，原先大概隻有一種雅樂，後來產生了新聲，就稱舊樂為“大雅”，新樂為“小雅”。金開誠先生作了更進一步的發揮，說這就好比清人把昆曲視為雅樂，京戲發展以後，又把京戲作為新的正聲、雅樂一樣。又有人從內容和時代上來推測區分大、小雅的原因。如周滿江、向熹等先生。他們認為《大雅》中的史詩、頌詩較多，而怨悱之詩較少；《小雅》中反映征戍之苦以及諷刺的詩幾乎占了一半，其中《黃鳥》、《穀風》、《苕之華》等十二首詩，又十分接近民歌的風格，有人甚至稱它們為“西周民歌”。從創作時間上看，一些學者認為，《大雅》中大部分是西周前期的詩，小部分是西周後期的作品；《小雅》是西周後期和東周初期的作品。
這樣看來，編詩者可能是有意識地把時代較早、以歌頌為主的雅詩編為《大雅》，而把時代較晚的民歌和一般貴族創作的詩編為《小雅》。
《頌》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是向神靈（包括祖先的亡靈）報告君王、諸侯的功德及其政治教化情況的讚頌之詩。
清代學者中，阮元對“頌”的解釋，最具影響，他說：“頌”字即“容”也。……容、養、漾一聲之轉……今世俗傳之“樣”字，始於《唐韻》，即“容”字轉聲所借之“羕”字。……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
阮元提出“頌”即舞曲，而王國維卻反駁說：《周頌》中除《維清》、《昊天有成命》、《武》、《酌》、《桓》、《齎》、《般》七篇之外，“其餘二十四篇為舞詩與否，均無確證”《。他如《商頌》、《魯頌》都很難說是舞詩。
王國維先生又說：“《頌》多無韻，不分章，不迭句，篇幅簡短，因此其聲緩。”張西堂先生同意王說，進一步考證說：“頌”是“鏞”的通假字，鏞就是大鍾，《頌》詩演唱時，是用大鍾伴奏的，大鍾的深長雋永的聲調、寬厚宏大的音域，恰好和祭祀時端莊舒徐的舞調、樂曲相合。綜合以上的意見，可以說《頌》是祭祀的祭歌和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