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詩經》中的作品，產生的地域相當廣袤，作者十分複雜，創作時間非常漫長。它是如何被編定、如何結集的呢？關於這個問題，一向有“王官采詩”說、“孔子刪詩”說、“太師編詩”說三種解釋。
第一節“王官采詩”說
《漢書·藝文誌》記：“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人對古代采詩情景的描述是十分生動的。如《漢書·食貨誌》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木鐸，是一種木舌金鈴；行人，即指采詩官員；徇於路，就是到處采集民歌的意思。劉歆《與揚雄書》說：“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逌人”也是采詩官。何休《春秋公羊傳注》說得更明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這就表明，在朝廷任命的專職采詩官員之外，還有“兼職”的民間采詩人。他們一方麵為朝廷收集民歌民謠，一方麵也解決了衣食問題。
先秦古籍中對“采詩”也有記載。《左傳》魯襄公十四年引《夏書》雲：“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孟子》雲：“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解釋道：“《孟子》：‘王者之跡熄’……言王國無遒人之官，而詩遂亡矣。”以上的意思是，采詩官廢止之後，詩歌就湮沒無聞了，《春秋》這一部書就產生了。
這樣看來，上古確實有采詩的製度，有這樣一種製度的保證，三百零五篇詩的被網羅，就是很自然的事，何況據古書記載，古代還有獻詩、獻曲的事呢。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師曠語）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國語·周語上》）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禮記·王製》）
“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國語·晉語》記範文子戒趙文子語）
這些太師、公卿、在列者所獻給天子或王者的詩，有的是自己創作的（如《大雅》、《小雅》中的一些作品），有的是民間采集來的風詩，還有一種，可能是各諸侯國之間相饋贈的。《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鄭人賄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磬，女樂十八。”師悝、師觸、師蠲都是著名的樂師，歌鍾、磬，是樂器，女樂是會奏樂的女子。因為晉侯是諸侯的盟長，可以得到其他諸侯進獻的樂詩，那麼以周天子之尊，列國更應該向他獻詩樂。所以各國的詩歌集中到周太師手中，是很正常的事。
曾經有許多人懷疑“王官采詩說”，其根據是在漢人的記述中，采詩的時間有暮春、有八月之說；采詩的方式有遒人采詩，也有年老無子之人采詩之別。因為說法不一，所以引起疑問。漢人距離春秋時期，至少也有五、六百年之久，雖然也許有些史料可作依據，但其中必會產生一些偏差。但是懷疑采詩之說的人，也還未能提出更有利於他們論點的證據。看來，采詩製度在一定的時間和地域內是確實存在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