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詩經》，我們會覺得郭先生的話是十分正確的。《詩經》時代，民間雖然也有三言、六言、七言詩，如《左傳》昭公十二年：“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信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但《詩經》中主要還是四言的體式，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等。而更難得的是音韻的統一。那麼對《詩經》進行大量的整理、加工的人是誰呢？這個問題也不好回答，因為在先秦史傳中沒有明確的記載。《詩經》的研究者們大多是從詩和音樂歌舞的關係、從詩的保管者的角度去推測、探求，認為整理、加工《詩經》的人，是太師和樂官。西周王朝為了鞏固和發展封建領主製度的宗法國家，建立和諧安定的社會秩序，強調推廣禮樂文化，於是就產生了製禮定樂的專職機構和專門的官員。《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大司樂的職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在大司樂下設太師，太師是樂工之長，職掌製樂和傳習詩樂。《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禮記·王製》：“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這都表明太師是詩歌的保管者，也是詩歌的教授者。《國語·魯語下》有一段記載也很能說明問題：“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太師。”正考父是春秋時宋國的大夫，“商之名頌”即《商頌》，它實際上是宋人的作品，“校”字可釋為“校正”、“校對”，也有人釋為“效”，呈獻之意。不管是說正考父到太師那兒去校對詩樂，還是正考父把詩獻給太師，都說明太師的確承擔了保管詩樂的工作。曆史上著名的季劄觀樂的故事中，提到魯叔孫穆子讓樂工為他演奏的話，如果不是樂官和樂工們事先對詩樂進行了整理、編輯，樂工怎麼可能有條不紊地進行表演？
孔子教訓孔鯉：“不學詩，無以言。”可能當時一般上層社會的子弟，都通過學詩，提高社交的能力、口頭表達的能力，以利於將來的參政、議政，而教授詩樂的，就是樂官——太師。所以太師和樂工們才是整理、加工、潤色詩樂的主要人物。關於樂官和樂工們對《詩經》成書所起的作用，朱自清先生有一段很生動、詳盡的解釋：春秋時，各國都養一班樂工，像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老板叫太師。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除了這種搜集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別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算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
這是關於各國太師、樂工保管、編輯《詩經》的說明。在這個工作中，周王朝的樂官所起的作用無疑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