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空”法在研究《孟子》語言問題時尤為重要。例如，要為《孟子》一書作注解，或研究其語音、詞彙、語法等問題，必須聯係孟子所處時代、地域的語言特點去分析考證，才可以避免以今律古、妄加評說的錯誤。
所謂從“大時空”著眼，就是將孟子的思想放在整個人類思想文化發展史為時間軸，整個世界思想文化狀況為空間軸構成的坐標係中去考察、探索孟子思想的淵源所自及其流變曆程，思考其現實意義及其對人類未來的影響。這是一種縱貫古今、橫通中外的大背景中的研究。
翟廷晉先生在《孟子思想評析與探源》一書中說：“就人類思想發展的曆史進程來看，古代人的思想比較渾括，不像現代人的思想那樣，分門別類，條分縷析。但是，現代人的思想卻又都可以從古代人那裏找到它們的萌芽。就現存的《孟子》一書的內容來看，似乎沒有專門的篇幅來探討認識論、審美觀、價值觀等問題，關於這些問題，都是在他探討人性、道德、仁政等問題時表現出來的。甚至在同一段話中就蘊含著幾個方麵的思想，致使引證原文時很難完全避免重複。實際上，這裏正表現出了古人思想的渾括性。因而不能認為孟子的思想僅僅限於人性論、倫理觀和仁政論。相反地，我們隻有用現代人已經展開了的思想脈絡，回過頭去分析解剖古人的思想，才能更加深入全麵地掌握其思想內涵。”翟著中特辟有專章探討孟子的“認識論、審美觀、價值觀”，可謂是大膽而成功的嚐試。翟先生的這種方法的理論依據，頗近似於西方的“釋義學”。釋義學在解釋、研究古籍文獻時，認為古籍既有明顯的思想意向，又有不鮮明的蘊藏著的意蘊。意蘊不是一次就可以認識、解釋完的，而是隨著曆史的發展和解釋者思維、知識、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的。意蘊不是什麼封閉不變的常理，而是一種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不斷被激活的意向，新的意蘊和它的發現者的水平保持一致。“我注六經”是正常的，需要的；“六經注我”也是有必然意義的，是合乎科學原理的。嚴捷先生的《論儒家道德的釋義學特征及邏輯》（《複旦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應用的便是此法。
將孟子的思想置放於現代生活之中，考察其現實意義及其對未來生活的影響，這方麵的文章是很多的。杜維明先生的《關於儒家人文精神》（見《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複旦大學出版社）中說：在孟子思想裏麵，根據他的“為己”之學，身心性命乃至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知識分子基本上有四種不同的資源，使他的自我認識，他的群體意識，社會作用乃至政治角色都有著獨特意義……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即在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中，傳統和儒家的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人文精神在塑造知識分子的特殊人格，麵對文化使命，社會良知和主體意識以及宇宙精神所建立的特殊人格來說……可以成為未來社會中間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形態，因為他的人文主義涵蓋性大，不是狹隘的，而是全麵的，不是膚淺的，而是深入的。台灣政治大學董金裕先生的論文《四書教學在台灣中小學的實施現狀及檢討》、《儒學與公職倫理》，匡亞明先生的《論孔子和孟子關於戰爭與和平思想的現實意義》，也是這種立意方法。